胡欣欣

　　 从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到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入大会报告，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整体意义上制定“文化强国战略”，再到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再度强调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这个抽象的名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似乎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11月11日，十八大召开记者招待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军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是改革创新之路，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使文化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未来中国继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公共文化到底如何来提供？

　　 作为常年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微博]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缩小两者差距的路径是深化改革。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尚有距离

　　 《21世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葛剑雄：如果经济发展只是要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那的确与文化的关系不大。但是进入小康、富裕的阶段，发展经济的目的不仅是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还包括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这时候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应该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资源应用方式，这时候经济发展对文化的要求和与文化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

　　 这个时候，文化对经济的作用表现为，它要让社会的主人选择恰当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又是可持续的。这时候就离不开文化的指导，这里说的文化，就是包括政治理念、伦理道德、生活取向等广义文化的概念。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本身，也会包括相当数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因为在这个阶段，由于对精神层面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图书、影视、休闲娱乐。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这一部分产品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而物质需求所占的比例就越低。

　　 《21世纪》：你曾经提出中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尚有距离，这个距离在哪里？

　　 葛剑雄：这一距离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经济缺乏正确的导向，从深层次讲，就是有没有先进文化来指导，或者发展的路径是否符合了一种先进文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整个经济成分中间，初级资源的、满足生存需求的成分与满足过一种更加有质量的生活的成分的比例如何。相对来看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文化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21世纪》：在你看来，缩小这一距离的路径是什么？

　　 葛剑雄：一个在于文化本身，文化并不是学历学位，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对整个客观世界的取向，是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总和。从这个观点出发，路径之一就是提高国民的素质，最高的境界就是形成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不仅是政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体现出文化的观念，这个任务在我们国家的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在很多国家，这是通过宗教信

　　 仰来实现的，而在中国需要通过道德、理念、社会风尚来实现。

　　 如果要把这个变成可以采取行动的措施，就需要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由此影响到政府调整相应的政策，也就是深化改革。很多问题不是个体的，个体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而是体制上的，如何推动改革，在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科学、民主地决策。

　　 提供分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21世纪》：在满足精神需求的过程中，文化产业被作为一种路径，成为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但很多学者非常担忧产业本身会破坏文化的价值，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葛剑雄：我认为，文化也好、教育也好，都应该做成产业，这背后就是分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让民众有低价的或者免费的文化，并不是要政府直接投钱来办机构，而是政府来购买服务，企业本身要自负盈亏。而对于有钱的人，可以通过更多的费用达到更高的要求。政府什么都包就没有竞争，浪费纳税人的钱，什么都要求也满足不了高端的需求。

　　 另外，文化建设不一定要盯着免费，要做分层次的收费。公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文化支出，过度的免费文化服务也会造成浪费，降低文化服务提供的质量。

　　 《21世纪》：对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你有哪些看法？

　　 葛剑雄：首先要搞清楚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文化走出去，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推广中国的形象？我们谈文化上的“西强我弱”，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价值形态。对艺术形式，别人是很容易接受的。以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关起门来自我欣赏，但要走出去，就要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能为世界提供哪些独一无二的价值形态，从而调整自己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