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 Yushi Talks about Fuping School Phenomenon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 China

　　对于有些民办教育，政府应该补助它们，毕竟它们减少了政府的负担了。 —茅于轼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some private education. After all, they have reduced the burden of government finance. – Mao Yushi

　　文 本刊记者 习牧歌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是一个停留在书斋里的学者，2002年，他和经济学家汤敏等人，为了中国的经济和教育问题，亲身躬行，兴办了民办公益性学校——富平家政学校。

　　富平家政学校（以及随后成立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旨在为中西部贫困妇女提供体面就业的机会，为城市家政送去放心、专业、有保障的家政服务。创办迄今，共培训就业了2万名左右家政服务员。目前已得到了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认可。

　　“富平”，即“让平民富裕起来”的意思，这是茅于轼先生提议的校名。北京富平学校经过十年的整合与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以社会企业家的精神和方法推动社会创新、促进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

　　1993年9月，茅于轼教授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以500元人民币开始进行小额信贷实验，重点针对贫困农户提供贷款。

　　2002年，考虑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更多路径。4月，北京富平学校于以“民办非企业形式”注册于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全称为“北京市通州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除在农村开展小额贷款金融服务外，还为贫困地区的女性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支持和权益保护。为便于提供就业服务，同年11月，北京富平学校的创办者们投资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之一——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并在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以企业形式注册。

　　2003—2005年，历经非典的考验和在市场中的历练，北京富平学校在农民工就业服务方面逐渐形成了民办公助的独特模式，并建立了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甘肃、陕西、河南、湖南等省扶贫办的合作关系。2004年，北京富平学校完善了治理结构，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

　　2006年，北京富平学校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合作，重组新富平学校，在新的平台上开展工作，涵盖社会投资、环保、教育、公民社会发展等领域。同时开始与基金会、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2008年9月，北京富平学校与社会投资伙伴共同投资成立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富平社会投资公司，开展以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为主的社会投资业务。

　　2009年起，北京富平学校结合以往的经验与优势，将业务集中于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和创业培训及金融服务，以及在城乡社区发展、企业志愿服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培养社会创新者。

　　2009年6月13日，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近日，为了了解富平学校的近况和茅于轼先生对民营教育的看法，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茅于轼先生。

　　《中关村》杂志：茅于轼老师，富平学校到现在已经办了十年了，您能否总结下富平学校的经验？

　　茅于轼：这个富平学校，是我们几个人用30万元办起来的，它解决了2万人的就业问题。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比如黑社会的问题等，但我们也得到了政府支持，从亏损逐步走向收支平衡乃至盈利。现在政府按照学校毕业出去的每个上岗的人的人头给予富平学校一定的补贴，这个数目在前年只有400元，现在有1000多元。

　　富平十年 ，主要有一个特点，也就是抓住了“两头”：一是招收贫困地区的妇女；另外一头是满足城市用工的需要。十年以前，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的月工资是300—400元，现在涨到2000多元，涨了5倍。这十年间，物价水平上升25% 。由此看来，这个行业对于贫困人群的脱贫起了不少作用，也同时满足了部分城市高收入人口对家政服务的需求。 所以，就有了财富从高收入人群流到低收入人群的一个渠道。我们还关注了家政服务人员的平等和自由权。10年以前，家政服务人员是没有休息的，现在他们可以一个月休息4天。而且我们还举办了各种活动，比如看电影、到故宫参观、学唱歌跳舞、学电脑等，都是免费的。我们试图保护她们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十年来，我们的客户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以前是把家政服务人员当作丫鬟来看，现在更倾向于看成平等的人。当然这方面还不够，还有提高的余地。

　　《中关村》杂志：某种程度上讲，富平学校也是民营教育，你对广义的民营教育怎么看？

　　茅于轼：民办教育挺复杂的。目前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实行的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也有民办的，它有它的特色。有些所谓的贵族学校的办学质量比较高，但使得教育的公平性受到损害。有钱人能得到好的教育，好的老师流向这些学校去了，结果就是义务教育的质量就下降了，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另外，我们的义务教育还有一些弊端，比如重视城市而不重视农村；比如办一些“重点学校”——这是非常有害的。国外的教育重视公平。我们分出一些“重点学校”，局部教育质量提高，但损害了公平。结果是大多数农村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了名牌大学，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就减少了，我觉得宁可牺牲质量，也要公平。

　　民办学校也有一些不是贵族的，比如农村也有民办教育——这些民办教育政府应该补助它们，毕竟它们减少了政府的负担了。

　　《中关村》杂志：除了您上面提到的两类民办学校，还有别的类型，您怎么看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

　　茅于轼：现在不少城市有打工子弟学校。它们的出现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的制度把这些孩子的身份和他们父母的户口联系——户口成了一个遗传的东西，让他们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现在这种现象在改变。比如浙江好几个地方已经改了，北京也在改。

　　《中关村》杂志：民办学校在全国统一招生中在生源方面好像没有什么优势，您怎么看？

　　茅于轼：应该自由招生，没有理由谁先谁后。教育首先应该保护人的自由，不应该违背人的自由权利。

　　《中关村》杂志：您如何看待新东方这样的学校的成功？

　　茅于轼：社会有需要，他们能满足需要就是对的。

　　《中关村》杂志：您认为民办教育和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

　　茅于轼：民办的职业学校强调技能，而不是强调全面的素质；反过来看，它们也不用去听一些公办学校僵化的课程。 但公办学校的人必须学某些教条化的课程，毫无道理，甚至会磨灭人的创造性——这样的的“素质教育”恰好是“非素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