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人民币国际化希冀资本项目下开放
本报记者 刘飞 北京报道
全球的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欧债危机还没见底，美国再次开动印钞机，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所造成的储蓄投资缺口，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的泛滥。
9月16日，《华夏时报》记者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特别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微博)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他表示，美元会随着进一步的量化宽松而走软，而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大宗商品都会升值，中国下一步控制通货膨胀水平面临较大挑战。
如何面对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朱宁认为，不以简单的GDP增长作为主要政策目标、不主要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要给地方政府比较透明和现代化的财政运行体制，地方政府可以作为一个财政实体在资本市场或债券市场发债。
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持续升值，会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不能进一步升值的话，人民币就不能进一步国际化。“人民币升值已经到了末端，今后更多的趋势是人民币会在15%-20%的区间波动。”朱宁认为，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国际化进程应该让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市场行为来决定。但未来贸易总体额度增长不会太快，需要资本项目逐步开放。
全球经济的三大不平衡
《华夏时报》：2008年金融危机后，整个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一个再平衡和重新发展阶段。从国际金融体系本身来说，到底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体系呢？
朱宁：首先这里面包含三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二是国家之间资本流动的不平衡；三是随着贸易和财政不平衡后，会导致主权国家财政的不平衡。
金融体系会再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或大的变化才能完成自我调节机制，这是全球经济跟金融体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渐找寻的一个方向。
《华夏时报》：随着欧洲央行承诺要购买欧洲主权国家的债务，短期之内欧元看来是稳定的，但从长期来讲，欧债危机究竟能如何得以彻底解决？
朱宁：整个欧元或者欧盟区更难解决的问题是，不论是银行体系，还是货币体系，归根到底是欧洲北部国家和欧洲南部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巨大的差距，表现在德国最发达的地区，生产率可能是希腊最落后的地区的两倍以上，那么怎么把两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一体系里面，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很多国外的学者也提到过，不能通过欧盟区国家之间合作、解决，需要更多的国际组织或者其他的国家，通过对欧洲进行投资贸易，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欧债危机演化至全球的金融危机，还远远没有到很明朗的状态。
《华夏时报》：QE3预期落地，“强心剂”对经济的提振效应如何？
朱宁：从内部看，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考虑的因素；而通胀率远远低于可以接受的水平，有很大的进一步量化宽松的政策余地；这个时间点与美国大选之前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从外部看，美联储一直把欧债危机的发展动态作为调整政策的主要因素。在看到了欧洲央行购买欧债计划后，美联储认为这种行为本身还不足以遏制欧债危机。
短期之内肯定是会有提振的作用。从QE1、QE2到QE3发现整个量化宽松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但持续效果越来越短。
与此相应对的是，美元定会随着进一步的量化宽松走软，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大宗商品都会升值，这对中国下一步控制通货膨胀水平是比较大的挑战，应该是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关注的方向。
稳增长VS控通胀？
《华夏时报》：当稳增长VS控通胀，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比较大的压力，怎么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协调上的一致性？
朱宁：这会涉及财政系统的改革，怎么保证地方政府可以不以简单的GDP增长作为主要政策目标，不主要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
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解决中国很多问题：一是直接融资可以减少对银行体系的依赖；二是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新的、相应比较稳健的投资标的，从而分化对股市、楼市投资的依赖；三是可以推动公司治理的结构；四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和资本项目下的开放都会是正面的推动作用。
这样可以给地方政府比较透明和现代化的财政运行体制，地方政府可以作为一个财政实体在资本市场或债券市场发债。
《华夏时报》：但从市场创新和发展角度来说，债券市场化最大障碍和阻碍是什么方面？
朱宁：比较核心的是缺乏成熟的二级市场。一是分割监管，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在一级市场有分别的审批权、在二级市场有分别的交易市场，阻碍了很多投资者进入。
二是银行间市场（又是被少数银行寡头垄断）很大程度垄断了固定收益产品的二级市场，不利的是价格不能充分发现，风险不能分散在不同投资者之间。
三是导致中国的银行体系没能真正把二级市场作为交易和信息发现的机制，而是只把作为短期资金拆借的市场，违背了债券市场早期发展的考虑和目标。
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缺失、投资主体的限入等限制阻碍市场的发展，各有道理，但最重要的一是国内企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债券是很合适在贷款和股票之间比较灵活的多层次的融资方式。
二是国内缺乏良好成熟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民商法体系，能够很好地把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权利区分清楚。最简单的就是破产或者违约，因为是国有企业或者受地方政府的支持，行政色彩影响了从法律上怎么处理。
希冀资本项目下开放
《华夏时报》：今年以后，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未来的升值空间有多大？在海外交易过程中中国企业如何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朱宁：人民币走软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二是短期之内，资本流动方面有资金流出的压力；三是对下一轮人民币的进一步市场化也不是很明确。人民币已经到了升值的末端，今后更多的趋势是人民币会在15%-20%区间波动。
在出现宽幅波动之后，中国企业必须意识到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比如说非交割的人民币远期合约来对冲外贸风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海外投资。
《华夏时报》：这样，希望人民币成为更重要的结算或者投资货币工具，短期目标都不能很好达到，未来国际化进程如何开展？
朱宁：确实出现这种悖论，人民币不能进一步升值的话，人民币就不能进一步国际化。但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危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让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市场行为来决定。但未来贸易的总体额度增长不会太快，地域也主要是在亚洲地区，需要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可以在某些特别的门类下面，开放上限。
新加坡作为亚洲的财富管理中心，重要的国际汇率市场的中心，其基础构建更容易成为人民币的基础市场和二级市场，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的潜在市场。
这样，香港以服务内地贸易为主。新加坡作为外资机构，以货币基金的投资、对冲交易为主，两者是不完全重叠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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