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少杰

　　近年来，党政机关违建超标办公楼（豪衙）之风越刮越猛，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曾多次发文清理整顿，但这种恶劣风气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尤为在经济释放企稳向好信号下，这股“豪衙”歪风已从省、市向县、乡，由发达向贫困地区蔓延开来且势头愈演愈烈。

　　“豪衙”的出现，折射出基层权力越位冲动的新“样本”，这应引起地方的足够警惕。在树立形象的堂皇标榜中，在贪图享乐的欲望驱动下，党纪国法往往被一些地方官员丢到脑后，踩在脚下。冲动的背后是以身试险违反审批程序，越权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不注重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经济实用性，盲目攀比，贪大求洋，搞豪华装修；不惜举债，甚至挪用救灾款等专项资金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令人忧心的是，目前这类行为依然不断发生。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建“豪衙”从来不缺乏动力，因为有诸多的好处，既能够享受建楼潜规则所带来的益处，又能够享受“豪衙”所带来的特权“荣耀”，其实，“豪衙”和超标公车一样，都是特权的象征。在官员的眼中，这是表明有特权的载体，也唯有超标，唯有“豪衙”才能体现出特权，否则，全部按照规定，何来特权的“荣耀”？

　　事实上，“豪衙”预示的是一则特权和民意决裂的寓言，管不住权力，监管不硬，这注定是一则没有结局的“寓言”。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地，违法占用；没手续，顶风上马；没有钱，各出高招”，为建设超标办公楼则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当地行政资源的集体发力，不仅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感情，更损害地方政府机关应有的公信力。

　　外界看来，“豪衙”与“贫困县”的看点叠加，总能以一种“履不适足”的不协调感，带给公众强烈的心理冲击。而“豪衙”在“气派”表象后，势必背负着一笔不菲的建造成本。对其“奢华铺张”不是无理可循：置于民生贫瘠，尤其是教育投入畸缺的情形中，“豪衙”着实有些太过刺眼。

　　体面光鲜的“豪衙”，对官员而言，或许是块政绩炫耀牌，标注着“政绩分量”；可对百姓来说，它却是权力排场的外现，也是错位价值序列的标识。某种程度上，办公楼的奢俭，是“面子”与“里子”的权衡，是政绩排场与民生改善之间排序的映射。热衷于建“豪衙”，体现了官员价值的倒置。当民众“眼看他起高楼”时，当地的“贫困”烙印注定会更深且不只民生贫乏，还有官员们“精神贫瘠”。

　　需要正视的是，建设“豪衙”所需动辄千万多则上亿的投入资本将如何筹集?其结果不论是财政支付也好，还是国家补助也罢，对于一个贫困地区，相信除了“豪衙”外，急需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论是产业发展、结构改造，还是医疗保障、文化教育，相信都存在很多短板需要补齐做强。把建“豪衙”的钱，用在补足这些民生短板上面，或许更能体现这笔资金的真正价值。

　　有专家分析认为，党政机关新建办公大楼的重点不应在“大楼”而应在“办公”，高效率与优质服务才是支撑政府办公大楼的“顶梁柱”。如果一个服务型政府只想着给自己服务好，让自己先“舒服”，一旦钻进堂皇明丽的大楼，也就与民脱节。

　　事实反复证明，健全完善制度是杜绝以各种借口超标建楼、避免浪费的唯一保证。只有建立健全和不折不扣落实相关监管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用有效的制度和有力的监督，才能彻底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