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万里行报道组

　　本报记者 佟文立报道

　　“水际制造业”，这是日本学界用于描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向东南亚转移的低端制造业时毗邻海岸线和港口的特征时发明的一个术语。自20世纪7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历史机遇，成为中国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带动广东省由落后的农业大省转变为我国位列第一的经济大省。

　　“刚从南沙港回来，建成多年，居然还卡在海关环节，外轮还是无法直接卸货。”陈洋是广东省面粉行业协会中一家举足轻重的粮食进口企业经理，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脉搏变化。

　　“无论是所谓产业升级式的腾笼换鸟，还是产业向内地的转移，都被你们媒体过度关注甚至是误读了。”陈洋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自从国际金融危机后，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珠江三角洲的粮食行业一直都处于旺季。如果产业都转移走了，哪来这么多人口消费粮食？再说，产业转移是个十几年的过程，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转走呢。当年从国外转移到珠三角也历经了10多年的时间。对于出口导向的产业，中部地区所谓的成本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包括物流成本，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内地，容易招到员工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当地政策优惠的作用。这种优惠政策给当地的代价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我总感觉那些迁移出去的企业可能还会再回到珠江三角洲的”。

　　“至于所谓产业升级，在产业界很少感受到政府政策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市场化的价值导向早已确立，双方似乎还都没学会如何彼此配合进行所谓的产业升级。不过与浙江相比，珠三角的企业相当务实，没有炒房地产和高利贷的风气。当然也有跑路的，不过都是些很小的企业，类似于去年第三季度浙江地区大企业都连续倒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从80年代起，广东的企业家们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反观近几年来所谓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各地政府们过于冒进了。”陈洋认为，地域文化的特点才是经济行为的深层，过多的文件意义上的经济“政策”没那么有用或者没用。

　　不过当下的珠江三角洲，实体经济正在趋于变冷。“今年夏天，珠三角没有停电。以往的夏天，每个星期都会停两天电，工厂不得不停工。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呢？”说到自己的本行，陈洋更是感受到了盛夏时段实体经济的寒气，“与2009年和2010年不同，珠三角今年的粮食消费旺季到现在也没来。按照往年的惯例，8月份本应该是旺季，因为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的临近，食品和餐饮行业需要提前采购原料。但现在看来，人们正在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

　　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环节，航运业更是简直掉进了冰窟。在陈洋看来，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型行业，航运业现在的状况更是反映了实体经济的运转，“今天运我们公司这批货的船东，3年前花了1000万买的这条船，他说现在只能卖600万了，如果当废铁卖，也能卖200万。不过如果船的价格继续下跌，废铁的价格也得继续下跌。”

　　与上海和天津类似，尽管被称为沿海城市，但城市的历史形成与大河入海口沟通流域腹地与外洋相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广州的港口依然以黄埔闻名，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依然以商业流通和轻工业为主，而黄埔与虎门的距离甚至相当于虎门到伶仃洋的距离。在桑基鱼田和乡土观念厚重的珠江三角洲，广州与大海其实还相当的远。

　　南沙的名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更多地来自一位拥有着传奇经历的香港爱国企业家——霍英东先生。作为霍英东先生的家乡，南沙之前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起，霍英东先生就一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对南沙进行开发。

　　根据前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李国明（化名）处长的回忆：20世纪90年代末，广州市在投入近亿元聘请国际机构对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了8个字：东联、西引、北优、南拓。而广州市的北部山区是广州市的水源地，“优”由此而来，东面的增城被划入广州市行政区划，西面的禅城作为佛山市政府所在地由此被广佛一体化，南拓就是广州市区一路向南经过番禹直到南沙，而南沙港的修建就是执行这个战略的头号工程。作为南沙港可行性研究的具体操作者，深知在大河入海口处淤泥带来的威胁，为了保持5万吨以上船舶的通航，南沙港自通航起就必须持续进行清除淤泥，而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估计每年都在10个亿以上。不过当这个疑问摆在河海大学几位海岸工程领域院士的面前时，院士们在对比了清除淤泥的费用与港口带来的效益后，还是毅然在论证报告上签署了支持的意见。

　　与前期的呼吁和论证相比，南沙港的工程建设更是体现出了一个城市奋进的决心和毅力。实际上，直到南沙港进行工程验收结束时，作为一个大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南沙港当时还未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文。根据李处长的回忆，“南沙港的巨额投入令当时的广州市长晚上睡不着觉，不这样不行呀，没有这种干劲，城市怎么向前发展？”而南沙港的建成很快就为广州市的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四大产业带来了产值超过千亿的效益，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一举在重化工业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自2003年开始，关于中国经济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观点一度令各地政府谋求大型项目的建设机会，甚至当时的深圳市政府也屡次组织专家咨询会试图在重化工业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不过缺乏产业基础和港口条件与国家已经开始的宏观调控措施，使深圳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重化工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