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跨国资本继续看好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另一方面，一些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情形也在不断出现，其背后的蹊跷值得玩味。按产业转移的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向研发中心递进。可以说，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并已经迈入第二阶段。而中国能否在新一轮的外资进入周期中获益，仍需呼唤相关政策的到位。

　　一些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继今年3月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强企业将部分产品从中国代工企业撤走后，福特汽车(微博)公司又作出了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中国和墨西哥迁回美国的决定；与此同时，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到美国中西部，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的唯一自有工厂。而一个最新的市场新闻是，在中国青岛的14家韩国珠宝和饰品企业集体返回了韩国。韩媒据此分析称，在中国某一地区的同行业企业扎堆向韩国国内“掉头”的现象尚属首次。

　　部分外资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整体外商资本不看好中国市场。联合国(微博)贸发组织2012年进行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一，显示中国仍然是对FDI(外商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前不久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显示，在该商会会员企业中，今年81%的受访者称将立足于中国。同样，英中贸易协会以及中国英国商会共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结果显示，83%的受访英国公司计划加大2012年在华经营投资。另外，中国德国商会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表明，77%的受访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在随后几年日趋扩大。一方面是跨国资本继续看好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另一方面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镜像也在不断闪现，其背后的蹊跷值得玩味。

　　水土不服？

　　用水土不服来形容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经营状况一点也不为过。以全球著名的连锁企业百思买和芭比旗舰店为例，二者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因为所售商品的价格过高让消费者望尘莫及，而且门店数量过少也约束了它们的市场辐射力，最终，在没有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之后只能双双离开中国。同样，日前被各路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韩国LG空调悄然退出中国市场一事似乎也有了眉目。由于LG空调在中国频现“质量门”事件，加之售后渠道不畅，最终今年上半年LG空调在中国仅录得了203台的生产量和0.04%的零售量占比。无奈之下，LG空调只得悄然退出中国市场。显然，这些撤离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都是市场自动洗牌的结果，而由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无论是外资所在行业还是整个中国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都将更加健全与完善。

　　 去制造业战略？

　　应当承认，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对于昔日“去制造业”战略的检讨和修正可以看作是刺激外资企业从中国启动回程脚步的力量。如在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的牵引下，卡特彼勒和福特等制造业巨头率先响应。而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分析预测，运输产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多个行业的制造业都将回归美国，所涉及产值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30%。的确，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并不比中国低，但其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生态以及极度活跃的金融杠杆力量和较高的劳动产出率却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对于这种回归式撤离，中国政府也不足为忧。从目前来看，为了迎合国内增加就业的需要，部分外资企业撤离的还只是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其研发中心和采购职能部门依然留在中国，外企这种产业内部资源再配置行为无疑有利于中国外资整体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也切合管理层提升外资质量和层级的战略思路。

　　呼唤政策到位

　　当然，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渐次结束以及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的上涨，中国相对于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日渐式微，外资企业在华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日趋降低，从而必然引致部分外资企业将资源配置到具有更大利润外溢空间的国家和地区。这不足为怪。目前，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外资全部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淮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规律。而对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进一步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惟利是图的国外资本。

　　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转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可以说，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并已经迈入第二阶段。对此，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各类外资以参股、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中国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鼓励外资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同时还要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合作申请中国国家科技开发项目，能力建设项目；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在产业供给上，中国政府可为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提供充分的空间和政策优惠。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开放能源、金融和电信等国有化领域，在打破垄断的同时为外资创造出新的投资市场。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到位，中国将进入新一轮的外资进入周期，而从中获取的FDI收益无疑要比引进制造类和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大得多。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