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有》和另一部小说《天使与昆虫》引进出版之际，拜厄特于本周抵达北京，开始她中国之旅的第一站

　　苏娅

　　[ “批判现实的出发点是更好地去了解历史，能够通过历史更好地看到现在，写历史并不只是凭着头脑里的幻想去写，而是希望能够用严肃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现在” ]

　　享誉英美文坛的当代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A.S.拜厄特（A.S.Byatt）把小说写作视为“手艺人”的工作，这一观念不仅涵盖了时间与技艺层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指涉了小说写作“与宗教和政治无关，是作家与世界真实的关系”这样一个写作立场。拜厄特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太阳影子》至今，先后推出29部作品，囊括27座文学奖项，巅峰之作《占有》为其赢得1990年“布克奖”和“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

　　作为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艺述英国”活动的一部分，9月2日下午，拜厄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围绕“我的创作——古典与文学”这一主题进行对话。之后，将前往南京和上海，在上海与作家王安忆就“女性主义写作”这一话题进行对话。

　　76岁的拜厄特给人朴素、雅致的印象，谈话从最初的写作说起,“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是个24岁的小女人，但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当时带一个很小的孩子，似乎觉得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写作——把我的经验写一下。” 拜厄特开门见山阐明了自己的写作格局，“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这一志趣，根源于她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有“老女人”的成熟心境。

　　“巧妙的编织家”

　　早年阅读《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历，让拜厄特建立起朴素的现实主义写作观。开始写作的时候，“愤怒青年”文学正兴起于战后陷于困顿的英国社会，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和批评家J·B·普莱斯利发表于《新政治家》上的评论为标志，“愤青文学”在英国渐成声势，其反抗现实的声音渐渐受到英国文坛关注。但拜厄特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很苦闷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讲当年英国生活种种不堪的小说，不是我应该这么去写的，这也不是我写作的模式”。当时，一个男性朋友送给拜厄特一本艾丽斯·默多克的小说，读完之后，拜厄特被深深吸引。

　　“艾丽斯·默多克这样的作家是真正能够去启迪人的思维、解放人的思想的，我并不是特别想再去写那些小女人，小家碧玉似的小说，我希望能够像她们一样探讨思想、思考复杂社会。”更早以前，拜厄特也曾说自己“喜欢善于思考的人，这样的人把思考看作和性或吃饭一样重要”。

　　评论用“巧妙的编织家”来描述拜厄特将历史、哲学、艺术、生物学、语言学等材料进行自由、灵巧的“语言织体”编织的写作技艺，等到第五部作品《占有》完成之后，拜厄特完全坐实了这样一种写作状态。

　　《占有》讲述了二十世纪的学者罗兰因偶然发现自己喜爱的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的两封信件草稿，一路按图索骥，揭开了一个尘封百年的秘密——这位名垂青史的诗人与一位女诗人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恋情，追寻过程中，罗兰邂逅了一位女同仁，人生际遇也随之发生改变。“我希望这部小说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推进，但是又是浪漫主义的内核。”拜厄特说。

　　基于小说时空的宏阔跨度与所述故事的复杂性，拜厄特将神话、悲剧和喜剧的叙述特质巧妙地穿插其间，使叙事层次更为繁密。“占有”和“摆脱占有”是拜厄特在这部小说中描述的主题，谈论“占有”所带来的约束和控制，拜厄特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的拘束来自于社会道德的约束，比如婚外情，这是道德所不能容的。现在人的约束来自意识形态，追求政治正确的约束。现在这种语汇妨碍他们思考人生的真谛，同时他们也知道用理论的语言无法描绘这一现实。”

　　克服对历史的奇特恐惧

　　“神奇斑斓的迷宫”是评论对拜厄特小说语言价值的肯定，《占有》以“研究诗歌的人”为小说主人公，反映了拜厄特一直以来对诗歌的热爱，她相信“诗歌中的语言表现力是最强的”。在这部以“诗人研究者”为对象的小说中，拜厄特创作了一系列仿维多利亚时代语言风格的诗篇。评论认为，这些诗歌的价值不但显现于语言形式层面，而且更稳妥地切入小说结构，成为独立观照故事的线索。

　　谈论诗歌部分的写作，拜厄特说，因为编辑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鼓励她在这部小说中写一些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诗进去。“我回家坐下来写了一首，觉得还不错，我能写，于是接着往下写”，“奇怪的是，哪个地方该写诗，我就顺理成章写出来，好像冥冥之中有个人告诉我这首诗应该怎么写，这是很神秘的感受。”

　　当拜厄特把书交给英国出版商的时候，他们告诉她：这些诗不能都留下，需要删掉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听到编辑说想把这些诗都砍掉，不由自主每天夜里醒来的时候都泪流满面，这种日子过了几个月，书稿送给美国出版社的时候，四家美国出版社同时拒绝出版——除非把那些用仿维多利亚时代语言写下的诗篇砍掉。”

　　拜厄特是这样解释自己对小说语言价值的看重的，她说：“答案分成两个层次。当时觉得我们的语言非常枯燥，所谓现代英文散文的创作风格大行其道，以至于它就是唯一的写作方式。但是一些探索性的作家希望有所不同，让英文写作有更多的表现方式。第二个原因在于，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还活着，它仍然在进行当中，我写历史场景并不是出于单纯的怀旧心态，而是一种好奇心——我想探讨什么样的力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才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

　　如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所指出，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与小说结构之间的某种“同源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陷入困境、文明出现重大危机的今天，英美的文学评论家开始向小说家发问：“什么时候才能有一部批判现实的杰出小说出来？”拜厄特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我们批判现实的出发点是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以后能够通过历史更好地看到现在，写历史并不只是凭着头脑里的幻想去写，而是希望能够用严肃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现在。”而“文学消化和超越文明危机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历史，拜厄特坦言有一种奇特的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恐惧，我不敢写我父母在世的那个年代，我不是写我出生以后的时间，就是写更早的维多利亚时期。现在我需要把关于我父母世代的这本书写下来，在历史跨度上完成这个轮回，把所有的历史涵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