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将“县与县的竞争”作为中国发展出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发展制度，“因为县干部的收入是直接而又正数地跟增长的速度联系着，他们频频催赶投资者动工”，为此争相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但凡事有度，任何一种制度的合理性都是一定时空下的产物。经济学还有一个原理，即萨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意思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因为它对局部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必然是对的，这其实是一种谬误。

　　回头看“县与县的竞争”，在发挥地方活力、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束缚方面功不可没，但要明白，彼时的中国经济总体是一种短缺经济，各地点火冒烟搞建设，其产出都可以找到市场。中国装不下，还可进入国际市场。不断增长的市场容量决定了，尽管各地增长方式类似，但都有生存发展空间，且市场本身也有自我调节功能，一条路走不通还可以走另一条路。

　　世易时移，今天中国的相当部分产业都呈过剩之势，而国际市场也相当乏力，因此再把“县与县的竞争”作为增长法宝，“增”的产出会相当低效乃至无效。而新产业增长点的确立，是一个市场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不可能像建厂房那么快。在此背景下，“县与县的竞争”也必须转型升级。

　　工信部部长苗圩不久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一些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性很高，不顾产业发展条件，过多依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提供低价土地等手段鼓励投资、扩大规模。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产业雷同、资源浪费、过度竞争等现象，放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和代价。

　　据统计，我国已有上百个城市把物联网作为发展重点，20多个省市在搞航空产业园。国外一个地方能形成三两个产业集群已不容易，我们很多地方却同时发展七八个新兴产业。

　　不是要否认竞争，而是说，新的条件下，县与县要竞争什么？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特色经济，人民幸福，环境良好，社会祥和，从偏物质到偏人力资本的竞争，从比政策优惠到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创造适宜创新的氛围，可能是新的竞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