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诸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在以美国为领导核心的全球政治经济框架下，实现了快速复兴，并很快重新回归至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列。在欧洲、日本经济减速增长后，新兴市场国家又接棒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舞台的一股新势力。

　　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前，最贫穷国家人均年收入只有300～5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上。以年增7%计算，收入每10年可翻一番，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了，即便如此，也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完成整个过渡。

　　一个贫困国家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变成发达国家，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它的进程会缩短多少？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势头又能持续多久？关于这些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其新作《下一次大趋同》中给出了通俗的阐释，力图为全球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描绘出清晰的路径。

　　斯宾塞提到，《下一次大趋同》的时间跨度是1945年至21世纪中期的100多年，以现在的时点来算，正好刚过半程，因此可以将本书看成是一个中期报告。斯宾塞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随后又提到“亚洲四小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起到的示范作用，当然也肯定了中国、印度等后来者的增长潜力。斯宾塞认为，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已经历过高增长的发达国家，它们的增长率能达到7%甚至更高。30年前的中国和此后的印度先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这改变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

　　当然，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些国家甚至会停止增长，即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在拉美很多国家身上已得到了印证。

　　不过，斯宾塞相对乐观。他在书中提到，在中等收入过渡期，需求会出现结构性变化。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其规模不断扩大。收入越高，他们的购买力越强，他们购买不同的东西，与经济产出的匹配程度越来越紧密。因此，经济供给把重点转移到满足国内的需求方面，而且这部分供给不断增长。出口也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并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斯宾塞拿韩国的崛起做了例子。斯宾塞称，他在韩国处于中等收入过渡期时访问过韩国。当时韩国普遍存在对经济丧失增长势头的担忧，高质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转移至中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韩国的就业和产业都会受到威胁。

　　不同寻常的是，韩国政府看到如果收入继续增长，结构转型将不可避免。因此韩国政府把政策和公共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转移至教育、应用研究和吸引国外人才回归上，撤销了原来的行业计划和支持，转而培养更多私人部门的活力。那些低成本制造时代的韩国中坚企业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性品牌，并最终成为研发方面的巨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就是韩国的三星(微博)电子。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巴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已经重新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印度将在10~15年内进入这一阶段；俄罗斯目前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但是其实现持续性增长所需要的结构性动力是否启动，尚未可知。全球经济更多依赖这几个国家未来的成功。

　　不过，斯宾塞更加看重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G20国家总人口的60%。再过几十年，这两个国家将成为重要的发达国家。比如21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将占世界发达国家总收入的60%，而美国和欧洲只占10%。目前欧盟和美国的收入之和约占G20国家总收入的60%。到时候，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规模，甚至地位，将会与中国和印度发生反转。

　　当然，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也会增长，尽管增速不会太高。而对于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斯宾塞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解释：“我们无法事先得知这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就经济力量的分配而言，将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