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将“县与县的竞争”作为中国发展出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发展制度,“因为县干部的收入是直接而又正数地跟增长的速度联系着,他们频频催赶投资者动工”,为此争相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但凡事有度,任何一种制度的合理性都是一定时空下的产物。经济学还有一个原理,即萨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意思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因为它对局部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必然是对的,这其实是一种谬误。
回头看“县与县的竞争”,在发挥地方活力、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束缚方面功不可没,但要明白,彼时的中国经济总体是一种短缺经济,各地点火冒烟搞建设,其产出都可以找到市场。中国装不下,还可进入国际市场。不断增长的市场容量决定了,尽管各地增长方式类似,但都有生存发展空间,且市场本身也有自我调节功能,一条路走不通还可以走另一条路。
世易时移,今天中国的相当部分产业都呈过剩之势,而国际市场也相当乏力,因此再把“县与县的竞争”作为增长法宝,“增”的产出会相当低效乃至无效。而新产业增长点的确立,是一个市场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不可能像建厂房那么快。在此背景下,“县与县的竞争”也必须转型升级。
工信部部长苗圩不久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一些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性很高,不顾产业发展条件,过多依靠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提供低价土地等手段鼓励投资、扩大规模。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产业雷同、资源浪费、过度竞争等现象,放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和代价。
据统计,我国已有上百个城市把物联网作为发展重点,20多个省市在搞航空产业园。国外一个地方能形成三两个产业集群已不容易,我们很多地方却同时发展七八个新兴产业。
不是要否认竞争,而是说,新的条件下,县与县要竞争什么?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特色经济,人民幸福,环境良好,社会祥和,从偏物质到偏人力资本的竞争,从比政策优惠到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创造适宜创新的氛围,可能是新的竞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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