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杜晓山

　　尤努斯去年出了一本书叫《企业的未来》（Building Social Business），我读后认为社会企业也可以算作是小额信贷的一种独特创新。在《小钱大用》这本书里面，哈佛Rosengard教授谈到社会企业家是企业家的一个子类，他也要创造价值，要进行创新，但是这个价值中商业价值只占了一部分，甚至为零；而社会价值占了它的全部或者至少是部分。Social Business跟Social Enterprise的区别在于，Social Business连1%的回报都不要，回报全部用于再生产。于是我开始思索在微型金融领域哪些算得上是社会企业。

　　传统银行帮助社会企业是很常见的，债权、股权投资或者做社会发展项目都可以，但传统银行本身并不是社会企业。而格莱珉银行则符合社会企业定义，因为它是一家穷人的银行。目前，格莱珉银行96.5%的拥有者是贫困的贷款人。这些贫困的股东们推选他们的代表进入股东会，格莱珉银行所做的决策由股东会说了算。所有雇员包括尤努斯自己均不是股东，待遇相当于公务员和国有银行职工，低于私人银行。

　　当然，格莱珉本质上还是一家银行，努力赢利以支开销，保护自己在未来不受到打击，并且继续扩张。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格莱珉银行不纯粹以逐利为目的，重点集中在股东利益上，而不是让他们的投资马上获得现金收益，换言之，是真正地帮助穷人，而非利润最大化。机构需可持续发展，但利润率不是衡量成败的核心标准，核心标准是社会目标的实现——即如何帮助穷人，让他们、让社区、让社会、让这个地区和国家在扶贫领域取得实质的效果。尤努斯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社会是多维化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所有企业。亚当·斯密的著作既有《国富论》也有《道德情操论》，但现在大家只读《国富论》，没有人谈论《道德情操论》。

　　凤凰台与梁晓声有个对话，标题是“中国从文革到现在一直在病着”。文革的中国过于强调精神，今天的中国又走到另一个金钱万能论的极端。中国社会那时候病着，现在还在病着，不同的病。借用《小钱大用》序里面的一句话：“如果说金融服务是现代社会的血液，微型金融就像毛细血管，让本来已经没有生机的身体部分重新充满活力”，希望中国的微型金融机构能像格莱珉银行一样，用创新创造一个属于社会企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