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会议对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从学校布局、撤并程序、经费标准以及建设管理等四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其中，针对“撤点并校”问题，会议明确要求，确因生源减少需要撤并学校的，必须严格履行论证、公示、报批等程序，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政府的意见，保障群众充分参与并监督决策过程；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重新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此番表态让一直备受舆论关注和讨论的“撤点并校”政策重回焦点的同时，也让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中一直处于公认弱势地位的学生及家长重燃“可就近入学”的希望。

　　据了解，在农村开展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即“撤点并校”政策，已实施十年有余。2011年，针对农村适龄人口大幅下降的现实，政府决定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国务院就此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降低办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自该《决定》发布后，撤点并校迅速横扫了中国广袤的农村，继而带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骤减。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初中学校数量减少六分之一，从6．4万所减少到5．5万所。

　　对于学校数量骤减，农村基层校方一致认为，撤点并校的一个现实原因就是一些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因为在校学生数太少，即便按照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划拨经费，也难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撤点并校也属无奈。

　　在记者看来，撤点并校政策原本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并无可厚非，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衍生出以下政策误区：

　　一是撤点并校政策成了地方节省财政开支的借口。事实上，我国农村基层义务教育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且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然而，地方政府却无视教育欠账，利用撤点并校来减少财政支出，将学校集中以降低管理和投入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通过撤点并校节省下来的经费原本应该用于教育投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的现状并未改善，这也造成农村基层校方不得不以“生源不足、经费难以为继”为由，不断合并学校。

　　此外，在执行中，撤点并校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教育不均衡，甚至成了地方政府“优化教学资源配置”的政绩单。

　　二是学生、家长被动承担并消化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尽管通过撤点并校提高了校舍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办学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了当地政府用于办学的成本，但在实际操作中，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成本也在客观上转嫁给了学生和家长，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

　　由于撤点并校，农村学校数量骤减，学生就近入学成为奢望，而“长途跋涉为上学”的现象却普遍出现，家长为此甚至忽略安全风险，让学生拥挤“拼车”上学，以节省上学时间。这也加剧了近年来“校车安全事故”的频发，继而催生了国家对校车制度的重视。

　　对于农村学生和家长被动承担因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舆论一直呼吁政府应该对此予以重视，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问题却一再发生，也未见根本改变。直到2011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表示：要建立学校布局调整的听证和公示制度。

　　对此，坊间也曾掀起一番讨论，学者普遍认为，听证不能仅是流于形式，公示制度也不是简单的政府向社会告知、通知，而应当切实赋予公众发言权，让公众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真正发挥作用。

　　值得呼吁的是，以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为契机，应该真正“还权于民”；让公认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家长的诉求被采纳，政府须一改对学生、家长“人微言轻”的官本位认识，重拾还“公平教育机会于民”的执政为民理念。

　　另据了解，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合理确定县域内教学点、村小、中心小学、初中学校布局，以及寄宿制学校和非寄宿制学校的比例，确保学校布局与学龄人口居住分布相适应；与此同时，还将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证校方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