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网 饶玉哲 苏州报道

　　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以来，券商的创新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证监会层面包括场外市场业务，发展中小企业私募债等新业务都在大力推进，一系列的政策在券商中引起极大的反响。

　　各个券商也从政策红利中寻找业务创新的突破口，中信建投证券另辟蹊径，与银行加强合作，寻找优质的大客户资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企业提供会诊，从而培养优质的上市客户，与银行共同推动金融产品的全覆盖，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此外，中信建投还在防范风险方面做出了一些特色，在信息保密的情况下，相应的取得了一定的防范风险的效果，所以通过创新也希望能够继续做一些走在行业前列的事。

　　为此，21世纪网记者采访了中信建投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徐涛。

　　券商创新的突破口

　　21世纪网：您如何评价证监会对创新业务的推动呢？

　　徐涛：推动创新业务是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大力度的创新推动，我们也在积极地按照证监会要求和券商创新论坛的会议精神在部署我们投行业务，落实创新工作。

　　比如从私募债这个新产品来讲，目前是针对一些中小企业，未来我的判断是会逐步地发展到中大型的企业，它也会开始发私募债。我们也看到国际上的一些投行，他们也在做一些高收益债券，主要是针对BBB级的一些债券，但是与国内目前的私募债不同，国际投行的高收益债券客户主要是一些像福特汽车(微博)这样的大型企业。

　　如果说中国相对来说大一些的企业也都能够灵活地通过多种债券融资渠道去解决它的资金需求，比如说，一些大型企业能够通过私募债的方式或者是发高收益债的方式实现融资，那么也许资本市场中的债券市场就会更精彩纷呈一些，也就是说券商的业务创新找到了一个更加有魅力的突破口。

　　21世纪网：大型企业发私募债的话会不会提高它的融资成本？

　　徐涛：不同的大型企业它的信用评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美国福特汽车属于传统行业，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它的信用评级不是那么高，所以它有这样发债的需求，能够接受相应的债务成本。我们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经历了短暂时间的高增长，目前经济又出现下行趋势，应该说还是有不少大型企业，它的信用等级不一定会那么高，但同时它确实是有比较强的融资需求，也能接受相应的债务融资成本。

　　21世纪网：您觉得证监会推出这一系列的创新政策对整个行业有什么影响？

　　徐涛：从整个行业的大环境角度来讲，可以看到管制不断地放松，然后在一个法规框架容许的范围内，由市场参与的主体自发性地、创造性地开展业务，无疑这会是一个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信托业经过前段时期的整顿，有一个信托的基本的法规——信托法出来，之后信托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信托业的主管机关相对比较宽松地去划定了信托业务的边界之后，它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所以，在放松管制、完善法规框架之后，证券公司可能面临的发展机会就会更加好，对于业务的发展推动就会更快，在政策红利频出的背景下，券商应大展身手，有一番作为。

　　中信建投的创新路

　　21世纪网：IPO重启扩容之后，贵公司开始另辟蹊径，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寻找优质的大客户资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企业提供会诊，从而培养优质的上市客户，为何选择与银行合作呢？还有就是合作有什么效果和问题？

　　徐涛：和银行的合作主要是两块，一块是银行有金融产品销售渠道，在这方面我们会寻求和银行的合作。另外一块就是银行的一些企业客户它有一些股权融资的需要，当然也有债权融资的需要，但量相对少一些，它会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券商共同把客户服务好，就是完善它的产业链。

　　从中信建投的实践来说，通过银行的渠道，好的债券产品通过银行卖掉了。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银行推荐客户发行股票的时候，有一些客户的改制上市的周期比较长，就是说这些客户的财务报表是略有水分的，因为这些企业通过银行进行贷款的时候，有些财务数据会有一些水分。券商在上市保荐的时候，会非常严格地梳理财务报表，这些客户如果不能够承受非常严格的规范工作，上市的时间就会相对的长，那就不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出来。

　　21世纪网：跟银行的合作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据了解，贵公司是跟北京银行合作。

　　徐涛：没错，这块不仅北京银行，跟华夏银行也有合作。因为我们是北京银行的IPO以及定向增发的保荐机构，同时也是华夏银行的定增的保荐机构，所以像这些银行他们的一些业务都愿意来和我们共享客户，我们共同推动金融产品的全覆盖，给客户提供供应链更长的一个服务。比如说，银行能帮客户发短融和中票但是做不了公司债、企业债，那这一块券商就可以帮他来做。

　　中信建投证券徐涛：希望走到行业前列

　　21世纪网：贵公司相比于同行业的创新还有没有其他的举措？

　　徐涛：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只要有新的创新产品出来，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到同行的前列。比如说私募债业务，首批私募债我们做的也相对比较多。

　　未来我们也会在防范风险的方面做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做的债券适销性评价的工作，这是我们在行业内率先提出的。私募债能不能得到销售对象的认可，或是说事先把这个品种和经纪业务线、主要销售目标客户先进行沟通，当然也是在信息保密的情况下，相应的取得了一定的防范风险的效果。如果我们认为销售的不确定性比较大，也许我们就不推这一单私募债的发行了。

　　有差距就有成长空间

　　21世纪网：去年整年VC和PE项目大概有两万多个，按照中国的公司在全球每年上市500家计算，如果全部上市可能要40年，在不能首发上市的情况下，通过并购重组的市场可以加快项目退出的效率。您对并购重组方面有什么建议？

　　徐涛：去年 PE、VC项目有2万多个是有一些过热，现在好像人人都在做PE似的，这种模式能长久吗？就是说既然有泡沫肯定就有一些付出，这种付出也是很正常的。就在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真正能够通过IPO退出，我的印象中好像也不超过25%吧。所以并购退出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但即便是这样，目前真正能够实现并购退出的也并不是太多。

　　现在又有一些创新的东西，比如说，并购基金，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种方式是未来比较可能的、现实的一个资本退出途径。当然，它就不会像前段时间IPO那么高的溢价来（退）出来，只是大家都比较头脑发热的时候才有一部分人享受到那种资本的盛宴，但是它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持续的吃上的。

　　21世纪网：与国际一流的投行相比，咱们国家的投行和其他的国际大行的差距是在哪？还有就是未来我国券商如何进行转型？

　　徐涛：差距真的是非常大，无论是服务的深度还是广度，以及服务的理念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对于美国的投行，我们的深切体会是它的全球化业务。比如说，它亚洲市场的债券卖不掉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些债券卖到欧洲去，因为欧洲的利率低。同时它又在汇率方面对冲风险，通过全球化的销售，全球范围内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所以这些国际性投行能够运筹帷幄，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可以做得到一些创新的业务。比如说美国市场今年上半年除了Facebook之外，没有像样的IPO，Facebook之后发了5单，Facebook发到25倍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别的项目，即便是高科技的企业，发的高的也就是8倍、9倍的EBITDA。

　　虽然市场环境不好，但是美国的投行在恶劣的环境下夹缝求生存，比如他做了非常多的债，做衍生品，做汇率产品，做并购业务，还围绕着PE做并购基金等全套服务的业务等等。美国的投行，是我们的同行前辈，他们在业务创新方面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好的实践，这是我们要不断去学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