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戈

　　保障房本是不折不扣的民心工程，也是对历史欠账的弥补，速度适当加快是可以理解的。但5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为何仍会给人运动式建设的认识？很多人质疑3600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拍脑袋的结果，我更多思考的是它背后的程序和制度设计。

　　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搞解困工程、安居工程时，各地就制定了若干规定、规范，但很遗憾，总体而言，目前的保障房是个典型的“双边工程”，即绝大部分地方仍是边推进建设边进行制度设计。

　　稍稍关注保障房的都知道，“建设”只是它的第一步，“分配”是它的第二步，“运营”是它的第三步。每年要筹集庞大的建设资金，固然愁坏了各地的市长和区县长们，但若分配环节出了问题，也有可能前功尽弃。所以，自从中央提出保障房五年计划，我就不停呼吁要建立保障房公开透明的分配机制。

　　如你所知，虽然“主流是好的”，但还是出了不少问题。从现实主义的态度出发，这么大规模的保障房，出点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有些问题是不可原谅的，如工程建设阶段的责任事故、安全事故，在分配环节的腐败、寻租。

　　经济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审批制是寻租的温床，只要有审批制，就一定会有寻租。保障房也不例外。在挤压寻租空间，唯有公开透明。所以，保障房审核之后都必须公示。有些寻租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譬如河南项城公示后被发现有42名未成年人获准购买经济适用房。

　　有些即使公示了，你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街道办事处公示的保障房名单，你一个人都不认识，焉知其真假？再如，某个小区5栋保障房都被某单位买去分了，除非分配不公被内部人举报了，否则它公示了外部人也只是看个热闹。

　　更多的保障房甚至不屑于告诉你分给了谁。尤其是为公务员定向建设、定向购买或定向配售的保障房(包括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这一点，在部委云集的北京，颇有代表性。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你能看见一片片豪华的保障房，却不清楚它属于哪个衙门。它们从来没有公示过，好像这也是国家机密。

　　为什么保障房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福利分房的回潮？这是因为，第一，各地的政府权力部门、国有企业，都是保障房的大户，是首先保障的对象；第二，这些机关、企业以成本价买到的保障房，几乎与商品房无异，售价却只有周边商品房的几分之一。如北京三环边某部委的保障房，售价只有6000多元，周边商品房却达3万多元。

　　但是，最多过5年，这些保障房就可以上市。廉租房和公租房的租金收取，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上市交易，我称之为保障房的后期“运营”。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大价差，为寻租客们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真正替他们打开方便之门的，却是允许保障房上市。

　　聪明如你已经明白，为什么很多公务员分了一套保障房又分一套，为什么很多国企建完普通保障房又建别墅式保障房，就是因为这些保障房变现后可获高额收益。哪怕房价在禁售的5年之内原地不动，变现后的收益也高达四五倍，京沪一套保障房动辄增收二三百万元，何况有些家庭谋得了几套。

　　房地产调控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变革房地产制度，而变革房地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保障房的分配和运营体制，核心是绝对禁止保障房上市，完全封堵其变现机会。保障房如果要转让，只能由当地政府以当年公布的保障房基准价收购。

　　保障房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居住权，而不是为其提供创造利益的空间。放眼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几个是允许保障房以市场价变现的？

　　国家和地方层面必须立即立法。然而，几年过去，《住房基本保障法》难产，改名为《住房保障法条例》也还是迟迟出不来。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也早就酝酿要出台法规禁止经济适用房转让，改由政府收购，也没有下文。

　　恐怕还是利益使然吧。对制定法律法规有话语权的人们，往往是保障房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封堵保障房的变现后路，舍弃自己的巨大利益，非有自我革命、自我牺牲的勇气不可。他们是可以期待托付的么？(李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