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

　　 我在新洲村的“黑鼻子”吃完加了牛腩、葱末、酱油、酸豆角、花生米和红辣椒的干拌桂林米粉，然后开始和湖南人骁哥说起1942年河南的那次大饥荒。骁哥首先想起来的居然是——老百姓拿着镰刀棍棒，跟日军一起追赶国军。

　　 这是一个政治伦理的困境。我夹了一筷子炒通菜。老百姓饿到没法儿活命，国民党政府不管，日本人却给口粮，于是有不少人不知不觉做了“汉奸”。最初知道这事儿是因为看了河南作家刘震云的《温故1942》——那是他最不像小说的小说；不仅因为“虚构”远没“真实”更残酷和荒诞，而且是“价值”在“现实”面前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所以，他的小说写成了一个调查报告，只是把各色人等的叙述客观罗列在里面。

　　 我喝了口肉汤，扫视了一下饭馆里酣畅淋漓、闷头苦干的顾客。关于灾难本身，那是黑暗到让人难以想象的黑暗。战争、水灾、旱灾、蝗灾，然后是饥饿，是逃荒，是卖妻贩子，甚至是人吃人。河南受灾人口三千万，死亡人口五百万。新闻不许报道，真相被隐瞒，政府不减免赋税，晚到的救济款粮依旧被官僚们中饱私囊……

　　 点上一根烟，然后，我和骁哥陷入沉默。在此前提下，继续讨论“汉奸”问题似乎显得有点无聊。作为一名曾经的网络愤青，我发现自己只要吃饱了饭就能立即恢复理智，尤其再“忆苦思甜”遥想一下别人的饥饿，这种理智甚至还伴随着某种猥琐的满足感。

　　 结了账出来，是七十年后深圳毒辣的阳光，我们狼狈不堪地爬上骁哥空调盛开的轿车，迅速逃回清凉无比的单位，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温故1942》被冯小刚拍成电影了，有多款宣传片播出，还有冯导怒斥香港记者的假新闻在网上流传。如果只看电影介绍，似乎和刘震云的小说情节大相径庭，不知道老百姓参与追赶国军的内容是否会保留？其实在小说里，刘也只是貌似不经意的淡淡一笔，但谁都明白，那才是社会争论的G点，历史记忆的重点，是所有灾难铺垫的最终点。

　　 单看宣传片，最让人感触深刻的是四种语言的交叉与碰撞，因为语言即身份，通过语言就能感受政治、阶层和文化的差异。其一是记者白修德和神父梅甘的英文讲述，语调舒缓而悲悯，那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一种审视。其二是蒋介石及重庆高官们优雅庄重的普通话，虽然我们知道蒋公是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但是对国民党高层生活的描述应是有历史依据，还记得那部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么？其三是河南话，那代表着被遗忘的民间和江湖，代表着悲惨、残酷、荒诞又蕴含人伦温暖的日常现实；人们总是注意河南话的滑稽却忽略其幽默，河南曾是中国灾难最深重的省份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其语言、文化、思维里会流淌着一种黑色狂欢的气息。其四，是日本话，据老人们回忆，当年日本军人的语调跟他们打机关枪的声音很像，短促、紧凑、充满力量、机械感很强。其实，这第四种语言才是一切痛苦的起因，不过人们捉“汉奸”的激情似乎总是强过打“鬼子”的渴望。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分外开心，以前，我的逻辑是饿肚子的时候喜欢大谈自己多么仇恨食物；幸运的是，一碗桂林米粉让我恢复了用身体思考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