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洋一方面，它是国家清理整顿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城市建设、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有人说，透过它能看到令人忧心的地方政府融资狂欢；也有人说，正是它的存在，低收入群体居住难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它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常常留给人们“双面”印象。

　　从去年开始集中到来的债务到期，让此前本就饱受质疑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迎来实践检验，并不乐观的客观现实将其推向负面批评的漩涡。“风险”以及“管控风险”几乎是近年来修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必备词汇。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近两成、共78个市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一些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到底是否可控？能否引发系统性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或经济风险？如何令其“双面”表现变“单面”？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呈现出的诸多负面表现，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首先，债务余额快速增长。近日有媒体爆出，内蒙古西部某市区一级城投公司，2011年净资产仅为2008年时的2倍，而同期债务规模却翻了

　　21倍。尤其是2009年，负债从6.3亿元激增至91亿元。中金公司曾在2010年发布的报告中称，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额为3万亿元。平台债务的猛增，或将助长政府投资的盲目性和重复性，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且投资回报也少，从而加剧负债风险。

　　其次，平台公司大量增加，覆盖面也在向基层扩展，目前区县级平台公司数量占比较大。相较于省市级财政，区县财政相对较弱，还款来源无法保证。

　　第三，平台公司偿债渠道过分单一。目前土地出让金、政府财政收入是平台公司的主要偿债渠道。早在

　　2010年，便有“两会”代表建议，平台公司偿债来源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但如果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困难，还款就会发生困难，地方政府就必须动用其他方式来偿还贷款。

　　第四，平台自身缺陷及其监管不足。在政府的庇护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直没有根据公开、及时、准确、全面的原则对外公开披露有关信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部分平台公司对平台资金随意挪用和滥用。此外，公司治理结构混乱，高级管理人员中大部分属于政府高级官员，责任主体不明确。

　　最后，弱化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融资平台企业将筹集到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中、长期的基础设施等项目中，提高了银行贷款的集中度，并延长了其贷款期限，不利于监管部门把握银行信贷投放的节奏。

　　政府融资平台的正面表现也依然抢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对此就曾表示，地方投融资平台通过大规模融资并推动城市化建设，为中国应对危机和扩大内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今年审计署公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投资方向来看，绝大多数投向了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输业和城市公共交通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无疑这些领域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提高就业，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天津市为例，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1年，平台公司贷款投向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均在50%以上，占比较大。而新增平台贷款投向也主要用于开发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曾公开表示，在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有许多项目是必须要投资的。

　　偿债期的集中来临，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能引发的风险引人关注。这也让人们意识到阻止其负面表现的重要性。其实早在2010年国家便提出了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清理和贷款融资行为规范的一揽子措施。在一年多的清理工作后，平台公司的发展渐入正途。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规模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保留的融资平台公司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行，逐步实现债务风险内部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该负责人同时指出，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渐入正途的平台公司以及更加规范化的信贷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仅以天津为例，根据人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近3年平台公司贷款增速已从3年前迅猛增长转为大幅回落，平台公司贷款质量总体较好，不良率也始终低于全市不良贷款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