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萍

　　 2011年以前，我国保险业几乎像热带雨林的植物一样，疯狂地生长，寿险尤甚。

　　 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研究报告，2001-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长28%，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及新兴市场。

　　 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也迅速从2001年初的3.37万亿元，膨胀到2011年底的超过6万亿元。而累积最后一个1万亿元，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还是在受到银保新政的巨大冲击之下。

　　 疯狂过后，经历“生长痛”也就成为必然。

　　 今年初以来，我国寿险保费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疲软态势，大批保险公司出现负增长，其中不乏排名前六位的大型保险公司。尤其在银保新单保费一项上，更出现25%以上的负增长。市场也开始“大方”地谈论这一话题，与去年的羞涩遮掩形成比照。

　　 其实用“生长痛”来形容我国保险业，不算十分贴切。因为医学上所谓“生长痛”，多因儿童生长发育过快引起，但属于正常情况下的无疾而痛。但我国保险业发展至今，所表现出的种种恐非“无疾之痛”。

　　 首当其冲的就是行业形象的整体下滑，营销员增员难、留存难、产能低；销售误导和少赔惜赔普遍存在；其次还有产品单一、业务品质差、内含价值低等等一系列问题。

　　 所幸的是，自去年10月底项俊波履新保监会主席一职后，对于扭转保险行业形象痛下决心。“要让理赔难和销售误导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履新69天时，他终于在今年初的监管工作会议上，表达了其被业界誉为“铁腕”的“项式新政”。

　　 除了口号，还有实际行动。今年初至今，保监会下发各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超过30个。近期备受关注的保险投资新政13条，更是“项式新政”的集中体现。

　　 此外，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察觉，自项俊波上任以来，保监会一直没有对寿险公司新筹建分支机构的申请予以批复，官网上发布的部分是财险公司筹建分支机构的批复，部分是已经在去年上半年批筹，经过半年左右筹备后先后开业的几家寿险公司。

　　 不仅如此，保监会还驳回了两家新寿险公司的筹建申请，一家叫做“大爱人寿”，一家取名“三键人寿”。

　　 “先把现有公司理顺了，才能放心大胆地铺摊子。”一家合资寿险公司的人士如是理解。她的说法不无道理，上周五保监会发布的《保险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办法》，意图也在理顺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规范保险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

　　 一位接近监管机构的人士告诉笔者，保监会正在制定新的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新办法出台前，有意暂停批设寿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而新办法计划将分支机构的设立审批与总公司的偿付能力紧密挂钩。这将是保监会向全面实现偿付能力监管迈进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但笔者更希望看到的是，监管机构在调控分支机构审批速度的同时，向市场传递出另一个信号——重品质、轻规模。

　　 众所周知，但凡某地有分支机构设立，势必引起当地市场的一阵骚动——高管跳槽、营销员被挖角、银保市场利益被重新分割……水涨船高的“财务费用”以及屡遭诟病的“聘才计划”都是在各公司急于跑马圈地过程中衍生而来的。

　　 总部设在南方的一家寿险公司，在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不久，就立下了两年内完成其他公司需要3-5年才能实现的业绩目标，即在2012年底设立千余家四级机构，实现500亿元的保费规模的誓言。

　　 但进入2012年，随着全行业整体萎缩，公司部分业务出现严重下滑，进而诱发高层震荡。当年曾经投入堪称“5+2、白+黑”的工作热情及强度的高管，也只能向业绩低头。看来没有“功劳”，光有“苦劳”还是枉然。

　　 这样的例子，在业界比比皆是，但这样一幕为何无休止地重复？

　　 有人告诉笔者，“寿险公司没有量，就没有意义。”也有人说，没有规模，排名不能靠前，公司连优秀人才都吸引不上来。更不用说高管的业绩考核和对股东的回报。

　　 的确，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就是因为公司频频向这些现实问题低头，股东耐不住寂寞、公司耐不住寂寞，高管耐不住寂寞、甚至行业的监管者也耐不住寂寞，才会让正常的“生长痛”，日益演变成了某种病灶。

　　 如今，行业发展出现了瓶颈，但增速放缓的时候或许也是转型成本最低的时刻。等到发展机遇来临时，恐怕所有人都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是一番“大干快上”的景象了。

　　 所以，保费下滑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好事情，因为它为“坚定不移”地治疗“规模病”释放了一个不错的“时间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