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永远缺不了浙江。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地处沿海的浙江总能引领风气之先，民企、金融、借贷、集资，凡跟钱沾边的一个都不能少。这一次，600家民企遭银行催贷联名向政府求救，又使浙江“勇立潮头”。

　　浙江民企经营发展，离不开跟银行打交道。用贷款维持生产，然后赚利润还贷，家族企业、友好企业之间互联互保地用银行的钱赚自己的钱，当自己赚得少了不够还银行的钱时，银行就催债了。这次共有600家民企遭银行催贷，其中仅家具行业的关联债务就超过100亿元，涉及关联企业近100家，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牵扯其中。银行下通牒还贷，一点不客气。

　　600家民企找政府求助，给市委书记、市长写联名信，想让行政力量介入干预市场行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依浙江人的性格，是不会轻易做出这种举动的。把浙江民营企业还不上钱的遭遇放到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这600家企业的困境，其实是有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苗头的。近期公布的增速破8，从宏观层面上印证着浙江民营企业的微观状况。在这场催贷危局中，已先后有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和天煜建设有限公司，前者因资金链断裂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此案涉及其旗下数十家企业和相关资产。

　　浙江600家民企的遭遇，背景是中国经济的整个宏观层面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企赚钱后除了按章纳税其余跟政府没关系，民企被银行催贷了，又急匆匆地找政府，政府怎么办？这事看起来很具体，但细分析起来，它又带有很强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手起什么作用以及在什么状况下起作用的提示效应。它提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用简单的激情管理和貌似善良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但这种现象却从上到下普遍存在。如何用经济的内行的符合科学规律的手段管理经济，是对政府的尖锐挑战，回避不得。就浙江这个事情而言，政府不进行必要的窗口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借口，对以互保和抵押为贷款风险管理措施出现的危机，逃避责任，这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先例。

　　不要轻视或小视浙江这600家民企的境遇。政府也不要坐视事态的自然发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2008年时美国次贷危机，其最初之时谁会料到它掀起了那样大的风暴？那场危机至今波及欧洲，令众多政府首脑头疼。尽管浙江的这个事与世界的那个事性质不同、天壤之别，但中国历来有群体效应。今年对于中国不同寻常，我们静观浙江600家民企向政府求救这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