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向松祚(微博)

　　 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有五大现实令人匪夷所思，困惑难解，郁闷纠结，却具有最高重要性，对各国尤其是中国之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略皆具有深远重大之影响。依笔者所知，美国战略家们对此五大事实了然于胸，且有深入思考和妥善准备，中国学术界却似乎懵懵懂懂，不知所以。

　　 我参加多次会议，亦听到有人直言目前缺乏长远战略。我们总是怀着一种“无事决不找事，有事尽量和事”的心态，或者秉持“无事从不想事，有事仓促应事”之策略。此言或许尖刻，或许言过其实，笔者寡陋，不得而知。

　　 先说五大残酷现实吧。

　　 第一大现实。尽管有人天天高喊和期望“美元衰败”、“美元崩溃”、“美元衰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霸权地位却空前强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最新统计，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仍高达65%，与危机之前相比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远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疯狂实施财政赤字：2009年赤字1.6万亿，2010年1.3万亿，2011年1.5万亿，2012年可能突破2.1万亿美元。加上美联储疯狂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国累计的美元储备直线攀升。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国累计的美元储备可能已经超过11万亿甚至12万亿美元（由于许多国家并不公布所持储备数量和结构，准确统计几乎不可能），危机之前，此数量还不到7万亿美元。以赤字财政和量化宽松为基础，经过货币乘数派生出巨额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

　　 笔者多次指出，“二美战略”（美元和美军）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之总体战略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美元地位的空间提升，意味着美国为其全球军事扩张和维护全球霸权融资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升。此时此刻，美国全球军事外交战略迅速向亚洲转移，剑锋直指中国崛起；中国经济依然维持较快增长，人民币国际化大步推进；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元生存岌岌可危。如此国际大背景之下，美元地位显著提升实在是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

　　 我曾经为此怪象取了一个名词——“美元悖论”：美元越是发行得多，美联储越是量化宽松，美元相对真实商品越是贬值，全球汇率越是动荡不安，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反而越强烈！

　　 第二大现实。美元竟然变得比黄金“昂贵”。笔者多次指出，美元变得比黄金还要“昂贵”，乃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令人吃惊的现象。说美元比黄金“昂贵”，并非是指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和真实商品（包括黄金）一直在升值，货币经济意义上的“昂贵或升值”是非常狭义的概念，难以刻画一个霸权货币对人类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性。美元变得比黄金“昂贵”，是指美元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避险货币，美国金融市场成为全球不可替代的避险市场，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受投资者追捧的避险产品。美元比黄金“昂贵”，意味着美国国债收益率降低为零甚至为负。此一变化之意义极其深远，意味着美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和不费一分一毫，为自己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军事开支融资，意味着全球无数国家政府、中央银行和各类投资者心甘情愿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军事开支买单！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说美国是人类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霸权帝国。至少从货币金融角度观察，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确实还没有出现过如此超级霸权帝国。

　　 第三大现实。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高居世界最大债务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则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然而，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却恰好颠倒过来，变成“黄世仁哀求杨白劳”保护自己债权之安全，舍此苦苦哀求，债权人几乎毫无办法制衡和制裁债务人。

　　 尤其麻烦的是，最大债务国和债权国是潜在的最大敌手和竞争对手，“当面好话说尽，背后刺刀见红。”此乃当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最诡异、最具不确定性和极高风险性之现实。

　　 追溯以往，最大债务国和债权国要么互为盟友，要么互为宗主国和殖民地。最大债务国和最大债权国互为最大敌手，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所宣称的那样，美国“重返亚太”本质上就是要形成对中国的巨大包围圈，遏制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围堵中国的巨大包围圈目前已经形成。不仅如此，亦正如希拉里就任国务卿之前就高调宣称的那样，美国遏制中国的“无形战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货币和金融领域，要始终确保美元霸权主导和主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一是石油和战略资源战场，要确保“石油美元本位制”完美稳定运行。本质上，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已经演变为“美元钞票本位制”、“美国国债本位制”和“石油资源本位制”三位一体的格局，几乎坚若磐石，不可动摇。譬如，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微博)的绝对控制权，却拒不为基金组织增资出一分钱，反过来以各种理由要求中国和其他“穷国”掏钱，美国却将大把大把钞票拿来扩军备战，遏制中国。

　　 第四大现实。世界最强大、最富裕之国家和最大债务国，却始终奉行“鞭打债权国或鞭打中国”的政策，强迫自己的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将汇率持续升值和鼓励汇率浮动。2002-2005年期间，当美国不断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之时，他们“计算”的升值幅度或人民币“低估”的幅度是30%。2005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已经接近40%，美国政府和它所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说，人民币汇率还是“低估”或需要继续升值40%-50%。

　　 不仅如此，美国学术界迎合美国政府“鞭打中国”国策之需要，发明了所谓“全球失衡”学说。先将全球失衡定义为美国经常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逆差，再将美国经常账户和国际收支逆差归罪于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低估。似乎逻辑井然，无懈可击。美国政府就显得“有理有据”、有恃无恐，不断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要求中国迅速降低经常账户与GDP之比例。

　　 美国人民币汇率战略之本质，就是要以汇率升值来遏制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扩张步伐，降低或削弱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市场之份额，降低中国经济全球扩张之速度，降低中国经济增长之速度。美国战略家们深知：一国制造业占据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扩大，一国经济规模（GDP）占据全球经济总量日益扩大，它就必然逐渐转化为货币金融力量，乃至外交政治和军事力量，此不可不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众所周知，1900年，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和GDP规模首次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一重大事实和根本变化。然而，随后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里，美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夺取全球金融货币超级霸权地位，迅速成为全球政治军事超级霸权大国。2010年，当全球媒体纷纷报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时，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发表著名战略家的文章，题目就是：“此时此刻，GDP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所谓迎合国内选举的政治游戏，绝对不是为了降低所谓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事实上，美国根本不用担心其国际收支逆差），绝对不是为了纠正什么全球失衡（我们要问：全球经济什么时候平衡过？如何定义平衡？），而是要全力遏制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的全球扩张步伐，全力遏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全力遏制中国可能将制造业实力和规模转化为货币金融力量的势头和潜力。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中国国内一些似懂非懂的所谓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美元霸权体系和全球货币体系之运行机制，更没有深刻总结日本当年惨遭美国《广场协议》“算计”，迅速丧失国际扩张能力之惨痛教训，却“天真”地相信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真心”为中国着想，为中国人民好，为世界人民好！幸亏我们的决策者总算还比较谨慎，没有依照美国战略家和国内“美式”经济学者之期望，将人民币汇率迅速升值到5或4甚至1。

　　 第五大现实。尽管全球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心逐渐转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货币和金融中心却依然牢牢掌控在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掌控全球货币和金融中心，就掌控了全球银行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衍生金融市场。它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庞大的国际货币金融市场转嫁金融危机负担，转移全球财富，控制全球产业链高端和超额利润，予取予夺。它意味着美国掌控全球价格体系、一般购买力创造体系、财富和资源分配体系。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海外资产是20.315万亿美元，负债是22.786万亿美元，但海外资产的收益率超过负债成本至少5个百分点。因为美国海外资产都是高收益的直接投资，负债则主要是国债和公司债，收益率极低。尽管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几乎为零。全球资金依然趋之若鹜，相当于世界免费把资金给美国人使用。天底下哪有这么爽的事情啊？事实却真有！

　　 欧元区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欧元区海外资产高达21.971万亿美元，负债高达23,620万亿美元。英国海外资产高达14,539万亿美元，负债高达14,857万亿美元。英国GDP排名落到世界第七了，金融却依然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难怪法国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总是说：货币金融霸权总是非常长久！货币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欧元区和英国所创造的巨大利益，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连英国《金融时报》老资格的评论家沃尔夫都感叹：“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它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根本不会或没有任何意愿发起或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中美经济、货币和金融战略博弈的角度观察，上述五大现实集中到一个焦点上，那就是我国如何处理所购买的巨额美国国债。中国是否能够将所持有的巨额美债转化为强大的战略武器？

　　 相关的重大问题起码有四个：

　　 （1）中国可以大量抛售国债以制约和制裁美国吗？譬如当台海危机、南海危机或朝鲜半岛危机爆发之时？

　　 （2）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约束美国肆无忌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吗？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迫使美国同意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游戏规则吗？譬如放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票否决权？

　　 （3）中国可以通过减持美国国债迫使美国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和直接投资市场吗？迫使美国拿出切实可行措施保护中国在美投资安全吗？

　　 （4）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世界创造一个美元的替代品吗？美国会如何干扰和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楼市会再度暴涨吗？

　　赵晓 陈金保

　　 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以及二手房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4月份相比，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均有所增加，尤其是二手房环比上涨的城市增加到18个，比4月份增加了9个。而且有媒体报道，深圳、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现千人排队购房和拼抢楼盘现象，万科、保利、恒大、华润、碧桂园等多家龙头房企5月业绩一片喜人。5月份开始北京、上海等地的二手房交易量至少上升了五成，“号贩子”又回到了房地产交易大厅。6月18日，恒大地产以13.22亿元拿下珠江新城地块，楼面价32968元/平方米，溢价8.2亿元，成为广州新地王，持续了近一年的土地市场僵局也开始了动摇。

　　 大家担心的是，难道一夜之间房地产市场报复性反弹又悄悄来临了吗？

　　 从各种数据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目前房价还没有明显的上涨，但成交量确实大幅上升，楼市由冬转暖已成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开发商迫于资金或业绩压力，采取“以价换量”的促销措施所致；二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货币政策有所松动，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准备金率，两次降低利率，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为基准利率的0.7倍，货币放水对房地产市场肯定是一个利好刺激；三是宏观经济下行，国家重提“稳增长”， 全国超过30个城市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压力对楼市调控进行了“微调”；四是购房者对房价走向预期的改变。

　　 特别要强调的是第四点，这应该也是近期楼市回暖的最重要原因。货币政策松动和楼市“微调”其实针对的主要是刚需购房者，是我国目前整体经济下行时期采取的必要应对措施，也是政府进一步落实差别化住房政策的惠民措施，对房地产市场的实际影响有限。但是，这些政策被有些房企和房地产中介有意地进行误读或者炒作。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房地产市场进入暂时的休眠期，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观望和博弈积压了一定数量的刚性购房需求。这些刚性需求购房者在市场误导下，预判市场将会走出低谷，害怕再次踏空，出于“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入市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目前市场上交易活跃的主要是自住性或改善性需求购房者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储户调查报告显示，对下季房价，预期上涨的居民比例为20.4%，较上季提高2.8个百分点。未来3个月内准备出手购房的居民占15.7%，较上季提高1.6个百分点。由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对35个城市居民房价预期进行调查的结果也显示，超九成居民皆预期房价将会继续上涨。“买涨不买跌”，心理预期最重要，2007年股市由2300点飙升到6100点，2007年和2009年的房价报复性反弹都一再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购房预期会否进一步上升甚至大幅上升，特别值得关注。

　　 其实，从中长期来看，未来房价持续长期走高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是政府出于“促民生、保和谐”的需要，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措施短期或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近期发改委和住建部等部门的发言也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怀疑中央政府的调控决心；二是一年多来的房地产市场休眠导致全国开发商手中仍有大量库存，开发商的去库存压力短时间内难以释放。据万科统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现在库存的商品房还有1.14亿平方米，按照5月份的销售数据，大概够这些城市卖上11个月左右的时间。出于资金压力和业绩的考虑，开发商马上上调房价肯定会有所顾忌。而考虑到过去几年大量投资可能产生的新生供给，从大的判断看，未来大概三到五年都将是供过于求的局面，库存积压甚至可能进一步上升至2亿平方米。而到大约2020年后，中国住房的需求将由增长转向下滑。因此，供需形势可以说与过去完全不同，这将导致房地产正式进入下半场，从而不太可能出现再度暴涨的情形。

　　 但是，2009年调控之后报复性反弹的一幕我们不能不防。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近期中央各部门频繁出台措施稳增长。为刺激经济增长或考虑地方利益的需要，有些地方政府的调控决心或会暗地里放松。加上开发商和房地产中介的渲染，刚需就可能集中释放，投资或投机性需求如果也卷土重来，那2009年房价暴涨的一幕可能真的会重演。

　　 接下来将是楼市调控的关键时期，当前时期，政府需要及时明确表态，显示促使房地产市场理性回归的决心，稳定民众的政策心理预期乃当务之急。此时，再次强调房地产调控的三个“合理回归”目标应该很有必要。一是促进地方政府心态的回归，逐步克服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症；二是促进开发商心态的回归，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的房地产已正式进入下半场；三是促进购房者心态的回归，一方面要保证居民合理的自住性需求，另一方面要对投资和投机需求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住房的民生属性必须再次强调。同时加大住宅用地的投放量，则既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又能有效抑制房价反弹，应该是当下不错的一个政策选择。

　　 整体经济下滑之时，放松调控的谣言四起，恐慌性购房心理再次作祟，加上地方政府的暧昧心态，“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政策何去何从，需要政府明确的态度，更需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严格落实。“打左灯，向右拐” ，暧昧心态或背后小动作，只能导致楼市调控成果前功尽弃！(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