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俊

　　文化批评凭借着跨学科的优势，跻身为人文社科领域里的显学，不少有着中文系背景又深谙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纷纷摇身一变，从文学批评家升级成了文化批评家。颇具典型性的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所群体，坊间把朱大可、张闳、张念和王晓渔戏称为“同济四人帮”。其中，张闳最为出彩的招式大致有三种：文本细读（起手式）、意识形态符号解读（过度式），以及隐喻式诗性写作（最终式）。这些招式在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潜望镜文丛”的《欲望号街车——流行文化符号批判》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丛还囊括了张柠的《白垩纪文学备忘录》、冯原的《被压迫的美学》与杨小滨的《无调性文化瞬间》，仿佛一场小规模的文化批评群展。

　　《欲望号街车》的第一辑名为“欲望地图”。学医出身而后“弃医从文”的张闳通过对样本切片的细致研究进行文化诊断。他从影片《花样年华》引发的“旗袍热”与怀旧癖洞察身体欲望，从卡布奇诺和哈根达斯诊察口腔欲望，这些细微的文化症候在他看来都是时尚密码，唯有对此进行详尽的解码，才能够最终诊断并治疗文化的病症。

　　尽管他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但是这种显微镜式的观察，令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外省青年”能够洞悉这座欲望之都的秘密。他从电视剧《上海滩》、霓虹灯、石库门顶楼的老虎窗、工人新村、马桶等各色物什入手，分析出上海市民生活的精髓，一言以蔽之为“老克勒精神”——这是一种过去完成时态的文化心理，几乎不涉及将来，它既是对基于想象的美好过去的无限感怀，又是对资源有限的当下采取“多快好省”的体面策略。

　　张闳惯用的书写策略就是摒弃宏大叙事而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作为起手式，而下一个连贯动作就是抓住幕后的黑手。这正是第二辑“国家代码”体现的套路。他对于无线电广播、电台播音员、便携式收录机、流行音乐、译制片配音和卡拉OK的声音分析，对于黄帝身体、公民身体、革命身体的身体研究，旨在测试声音与身体这一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表征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被界定、规训、重塑与消费的。

　　在他看来，作为国家图腾的中国结、样板艺术的红卫兵文艺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喇叭裤、踏脚裤、旗袍等时尚服饰，清宫戏、大话类搞笑电影、“超级女声”、“百家讲坛”等娱乐工业批量生产的影视类节目则折射出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合力造就了当下文化的基本走向。它时时刻刻设计着现状的生成轨迹与呈现方式。它改头换面地以欲望的样貌出现，玩弄着内在化的戏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将外在的意识形态误会成内在的欲望。这才是当下文化的最大病症——人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了，你以为你顺从了自己的欲望，不料却成了被操纵的提线木偶。

　　所有批评家都必然面临一个悖谬困境——假如批评文本强大到足以消灭被批评对象，那么它也将随着被批评对象的消灭而被人遗忘；假如批评文本未能一剑封喉，读者在目睹被批评对象的不定期现身而屡屡重读它，那么也就说明它的杀伤力尚显不足。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张闳提供了一条书写策略上的出路，那就是用诗性写作拉大批评文本和被批评对象之间的距离，并非使之无关，也非削弱批评的及物性，而是赋予批评文本自身的独立意义——文本自身就是一个文化样本，不论被批评对象残存还是阵亡，它都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张闳的写作实践正是如此，它好比一台显微镜：在诊断文化病体的样本切片时，它不可或缺；纵然是被闲置，它依旧是一台内在结构精密、充满各种学术原理的文本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