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vin Poynter

　　城市们都试图通过举办大型盛事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与更新。在许多举办各种盛事的城市里，一方面其自身转型得到了加快，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紧张感。

　　要解决上述问题，主办城市需要创造性的关注公共干预，来减少社会不平等。所有主办城市之间，或许可以相互借鉴公共干预的模式，从而创造一个协调的城市整体，而不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社区。

　　总之，我认为伦敦2012需要：重新定义由于更新城市景观而重估价值的受益人，倾向有更需要的人群；重新思考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由消费引导的经济模式；采取革新之法，使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得安全无忧， 城市建设与人道价值的“奥林匹克精神”相协调。

　　承办一场现代意义上的奥林匹克，当下已具有双重含义——主持世上最好的体育表演以及兑现“城市建设”的承诺。

　　巴塞罗那自1992年奥运会的成功改造，为伦敦这样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范本。伦敦试图借由赛事的催化效果，再度开发东区，开发早期工业时代遗留的棕色地带（指城中旧房被清除后可盖新房的区域）。

　　近年来，由于巴塞罗那的成功，它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影响，开始出现和长期铺开。反过来，在获悉伦敦享有2012奥运会主办权后，上述影响已经与解决伦敦落后贫困区域的需求结合起来。在伦敦，国家和城市当局都坚持认为，奥运会将推动伦敦东区的“社会转型”。

　　常见的、关于奥林匹克对主办城市影响的分析，常设法确定主持赛事所产生的成本/效益，并计算其长期的影响，如基础设施、就业、住房以及是否成功创建了新的城市空间。简单地说，这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估算从公共及私人投资组合中产生的收益，以及搬迁损失或机会成本。

　　“遗产（legacy）”一词浮出水面，它具有一系列复杂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体育盛事的进行、市区重建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要同“窄”的社会经济影响所混淆，后者的重点是根据体育赛事本身的成本和效益而做出评价。而“遗产”的意义，结合了直接的、由赛事带来的收入/成本评价与更广泛的、间接的贡献，如额外的基础设施、环境、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硬”和“软”遗产，“有形”和“无形”的资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事实上，对时间跨度的评估应能够反映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伴随它宽泛的定义，“遗产”与更广阔的城市经济联系起来。在2012伦敦奥运会的例子中，它代表了“东进运动”与城市翻新。后者主要集中于五个指定的奥林匹克区。

　　在未来二十多年内，地区的改造将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自2005年，英国政府已发现坚持了几十年的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模式，加剧了创造产业的空洞化，金丝雀码头（伦敦国际金融区）内居民之间的穷富差距越来越大。

　　毋庸置疑，英国及其他西方政府正面临着严厉的经济问题，这突出了调和短期商业需要与2012伦敦奥运会带来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困难。上述两者催化了一系列矛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形的房屋资产问题。

　　房屋，它是公认的、由伦敦奥运会投资方做出的承诺之一。它可用作一个范例，来反映一个奥运城市如何实现集成式或分散式的发展模式。

　　比如，负责斯特拉特福奥林匹克公园周边的开发商，就被批评者认为，主要针对投资用途的买主，如年轻的专业人士或海外投资者，而不是本地、贫困社区的人士。该区建设的庞大购物中心，虽提供了亟需的就业机会，但仍然是遵循不平等的现有模式，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总之，随着奥林匹克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再开发，社会紧张感明显浮现出来。

　　“民众”对于大型活动而展开的城市建设，必然会产生不安，我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的要求的认可上。如果不严格评估，并重新思考“经济”模式，这些不安不可能消逝。

　　以伦敦2012为例，大多数的开发案都集中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周边，（当局）往往强调以服务引导、消费驱动的手段经济持续， 而不是纠正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简言之，在此基础上，主办城市进行的城市重建，是有可能达到一个后果——加剧而不是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复杂性。换言之，与主办城市的组织者初衷相悖。

　　然而，全球已有不少城市宣布打算申办未来的夏季和冬季奥运赛事。看来目前全球的经济状况，似乎并不会削弱城市对于主办大型赛事，如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吸引力。

　　世界各地的城市，在（由赛事推动的）城市化的持续过程中，将不可避免面对基础设施和城市构造方面的严峻挑战。在城市建设中所固有的社会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

　　而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中，上述紧张感，只有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公共干预下才能得以降低。以这种方式，方可能实现城市社区集中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发展。

　　举办一个大型活动，可以使一个城市重新确定它的“中心”，并设置了其未来的空间轨迹——以伦敦为例，它在进行一场“东进运动”。可以说，巴塞罗那在1992年的经验启发了一波相关城市的研究和辩论。特别是在西方世界，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他们更倾向于一种新的城市形态。这些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规划，治理，环境和社会政策（医疗，就业，住房，残疾）的问题，以及特定的文化、城市历史还有广泛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具有全球意义。

　　城市在寻求维持它们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不得不试图控制全球资本带来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主办未来的大型赛事的城市必须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