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赞誉有加。新加坡的社会良序和任人唯贤（meritocracy），人们耳熟能详。笔者近读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关于“新加坡模式对港有何启示”的文章，从经济角度展开，颇有价值，特介绍如下。

　　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为50123美元，比香港高47%（近十年，以美元为基准，新币相对于港元升值46%），但个人消费总量只占GDP的39.4%，远逊于香港的65.15%。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更依赖储蓄与投资，而香港更依赖消费。2011年，新加坡人均消费15.2万港元，香港为17.4万港元。

　　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杨（Alwyn Young）1992年发表论文指出，新加坡模式是通过中央公积金强制地提高人民的储蓄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公积金的供款率最高曾达雇员工资的50%（雇主、雇员各供25%）。储蓄率高，则资本积累迅速，政府再用低息发债，就可以把钱拿来补贴希望发展的工业。他的结论是，新加坡靠政府不断推动产业升级，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TFP）增长却极为缓慢，远低于缺乏产业政策的香港，可见用有形之手扭曲市场，往往事与愿违。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的经济并没有停顿，其人均实质GDP在1997至2011年仍以平均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雷教授的解释是，虽然新加坡政府奉行“父爱主义”，但政府确实十分精明，其政策往往是模拟自由市场而得出，对市场发出的信号能快速响应。例如，为了避免国内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新加坡的投资方针大幅改变，转投海外，2011年新加坡新增国民储蓄的一半都转到海外投资。再如，新加坡2011年人口达518.4万人，比1997年的380万人增幅惊人，原因是非本地居民大幅上升，已占总人口的27%。劳动力多了能增加资本的投资回报，何况吸引的多是精英。新加坡一边引入人口，一边积极填海造地建房，房屋供应也远胜香港。

　　从新加坡的历程看，政府政策如能“模拟自由市场”，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就能拉长增长时间。但考虑到2004年到2011年新加坡的TFP平均每年只增加1.1%（中国为3%），这还是在新加坡对科研的高投入之下实现的（新加坡科研投入占GDP的2.2%，中国内地为1.6%，香港特区为0.76%），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是否真正成功，是否能培育起一批创新型企业，还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