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最近，关于一些央企“福利房”消息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因为在一些非常黄金的地段，央企盖福利房给员工，其价格跟市场价相比非常低。为什么会这么低？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城区里面的土地都是“无偿、无限期、无流动”划拨给部委直属的央企和国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紧缺，这些土地变成优质的地段。同时，“福利房”又能通过一定的期限和途径变成“市场房”，这中间巨大的“租金”就落入了央企员工个人的口袋，相当于“一夜暴富”。

　　 可以说，中国取消了价格双轨制20余年、整体性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14年（尽管有一些地区会有缓冲时间段），但是“双轨制”从来没有完全断绝过，“福利分房”变成了更为高端和隐蔽的“特权分房”，一部分的“超公民待遇”已经恶化了民众对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心。

　　 很早中央就出台文件，不准许央企建自己的福利房，但是政令却力有不逮，因为这些土地是央企的财产，它们有使用权，可以转换名目来建。所以，我们也许要丢弃掉幼稚的想法，通过所谓的禁令来控制这种“双轨制寻租”，因为不承认现实的义愤是无力的。

　　 那普通民众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呢？专门研究“寻租”的著名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说过，“所有的租，都需要配合的条件才能实现”。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政策配合，“租”也不会那么暴利，或者实现得那么容易。

　　 而这个配合的“条件”在我们看来，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城市化政策。而平等、中性、谨慎的货币政策应当是我们诉求的重点；同样，不带先入之见的城市化政策，也应当是诉求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国家一开始就宣称要“三十年走完别人三百年”的城市化道路、鼓励香港式的高密度人口超级城市、通过城市福利和户籍制度等导向型政策让人们觉得大城市更有吸引力、给出N年之后就必须达到的“城市化率的具体指标”……那么就像证券市场经常出现的情况：即某项资产一上市就获得“一步到位、吃得一点渣都不留的估值”。现在很高的房价并非来自50%的城市化率水平，而是针对未来20年之后可能70%城市化率，估值瞬间完成，房价短期暴涨，于是，央企的福利房就获得了不可思议的“租”。

　　 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应当是特殊的，不应当随便用人口两三亿规模的日本或者高密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作为政策参考点，无论是否最终是超级城市化、合理城镇化，或者是“城乡双向化”？都是没有答案的。也许现在是过度爆炸的超级城市化，未来会出现空心而崩溃的逆城市化？最终，相当长时间城市化率可能还是50%-60%的水平。

　　 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如此。历史上给央企那么多土地资源，这没办法，“改革”必须要在一个“增量赚钱不易”的状态下进行，即需要一个严谨的货币政策。民企跟央企相比，起点不利，但效率更高，赚钱能力强。但如果给泛滥的货币政策，那么央企仅仅靠资源的重估就可以占很大便宜，更不要说信贷上的优先考虑。实际上1998年到2002年为什么民企大发展国企很清淡？就是因为央企在严格的货币政策下赚钱能力不行，将闲置土地建房无非增加了财务更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应当在可以诉求的地方来诉求平等，而不仅仅靠义愤来认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