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近年来，医患纠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但事件频发，而且恶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并非患者及其家属人员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处在工作压力和心理紧张的双重逼迫下，医护人员中萌生退出这一行业的念头，已不鲜见。在医疗技术日益发达，患者对医疗服务期待日益提高的当下，如果医生真的大规模流失，损失最大的肯定是患者。因此，且不谈医护人员，仅为患者着想，尽快将医患纠纷的数量和程度降下来已成当务之急。

　　如何缓解医患关系紧张？许多意见和建议要么失之宏大，要么过于细微，更成问题的是，医患纠纷的探讨往往设置了一个前提性假设，即导致医患纠纷的各个因素中，总有一方是有责任的，裁决医患纠纷变成了判定哪方有错的过程。其实，未必如此。

　　过去闹离婚，必须证明一方有错，现在大家越来越心平气和，一句“性格不合”就全说明了，更理性的则承认“婚姻需要经营，自己能力不足”。对于医患纠纷，是否也存在双方都没错，但确实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现如今患者对医生的一大意见来自所谓“过度检查”。最近有人发帖称，小孩发烧，住院后，光检查费用就超过800元。帖子一出，抨击医院和医生的声音四起。网友们看到的是医生又在“以药养医”，过度检查。可从医生的角度，这完全是为了减少医疗风险，检查不到位，万一有疏漏，发生医疗事故，鉴定下来若是医生责任，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里的检查不完全是医生的故意，更可能是法律的要求。

　　中国古时候对医生行业有个评价，“是乃仁术”。用今天的话说，属于良心行业。这意味着在医患之间存在着一种道德关系，医生不图钱财，患者完全信任。这种道德属性极大地缓和了医患双方由于专业知识、信息的不对称所形成的强弱关系。由于信任的存在，即使发生误诊或其他事故，患者不会怀疑医生的动机，而简单视之为“无心之失”甚至归之于患者的“宿命”。如此解读，虽不科学、不客观，对于医学专业的发展也不一定有利，但确实能起到缓解乃至化解医患纠纷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主导的规范体系是法律。在医学问题上，法律同样追求的是“程序性公正”，所以，不看医生的动机，不问医护人员是否“宅心仁厚”，而是单纯从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观察是否符合医学规范，来裁定事故责任的可能性。一旦患者对医生道义心的信任转向对法律“程序性”的信赖，医生出于自保，肯定不管对患者是否有利，而最大限度地运用专业检查，来防范自身可能遭遇的风险。事实上，不仅中国，全世界只要相信法官甚于医生的地方，过度检查都是一个难以根治的痼疾，它同医疗体制关系不大，而同法制本身属性有关。

　　在中国，如果说法制要求医疗过程严守程序，确实会诱发或加剧医患纠纷，那应该还存在另外两个现实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患者的经济收入有限和医疗保险不足。同样对于过度检查，经济水平较高的群体通常反应不那么大。但对于家境困难或已因病致贫的患者及其家属来说，他们要求的是最低限度医疗，甚至是权宜性治疗。在支付了家庭稀缺的资金后，一旦医疗无效，他们遭受的心理冲击也更大。到这时，原本可能同情患者，尽量减少检查的医生一定会发现，原本的“宅心仁厚”现在成了自己的“滑铁卢”。只要目睹或耳闻这一幕的医生们，从此肯定会加大检查力度，而且不分对象一视同仁，如果不是很困难的患者，检查越详尽仔细的话，通过这一轮正向强化，“过度检查”必定趋向于更加过度。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么解决医患纠纷就不仅是医生方面要加强职业道德，也不是患者要体谅医生不易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社会整体上由道德本位向法律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在观念上如何及时跟进，在制度建设中如何设计好过渡和衔接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未必能根治医患恶性冲突，至少可以缓解之，值得一试。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