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涛

　　说道中国改革开放，就不得不提及市场经济；而提及市场经济就不得不说到吴敬琏。吴敬琏，外号就叫“吴市场”，是他一直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为改革开放谋与划，为中国的前途而战斗不息。

　　是的，是战斗，温润儒雅的吴敬琏在我看来却是一位刚毅的战士。何谓战士？战士不仅是指打仗的士兵，也泛指那些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几十年来，吴敬琏一直在为国家富强而战，为人民福祉而战，为追求真理而战，为社会良心而战。他不是战士，谁是战士？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据《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微博)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尤其自80年代中期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起或主导的。他的这些战斗可以归为两大战役，第一场是攻下并坚守着市场经济的“阵地”，第二场是向法治市场经济的“高地”发起冲锋。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捍卫，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甚至会导致市场经济徒有虚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肚子决定脑子，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改革“被”开始的，是从填饱人们的肚子“上位”的。安徽小岗村的18双粗手拉开了铁幕，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醒了神州，中国改革的步伐从此迈出。但怎么走、走向哪里，刚开始并没有蓝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明确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随之逐渐兴荣的。这当然少不了执政者的功劳，也少不了由下到上的冲击和由外到内的刺激，还少不了经济学家等“谋士”的“把脉”与“开药”。吴敬琏就是其中贡献卓越的一位，正如胡德平先生所说，“虽然吴敬琏老师未必是市场经济最早的提出者，但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还是风雨如晦的时候，他都坚持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是坚持得最有力、最执著、最坚强的一位。”

　　毕业于复旦(微博)大学经济系的吴敬琏，早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就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80年代初期，吴敬琏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运用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1982年，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4年7月，他参加了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成功“翻案”，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道路。1985年起，吴敬琏开始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直接影响中央决策。1990年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激烈争论。事后，吴敬琏便获得了“吴市场”之“桂冠”，这在“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1991年，吴敬琏与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冒着风险、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况下出版，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一观点。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之争”从此尘埃落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得到大解放大飞跃，中国经济从此插上腾飞的翅膀，“吴市场”的含义也由贬而褒。此后，吴敬琏便没有脱下“市场”这顶“帽子”，始终在为市场经济“守夜”，从不放过任何反对市场经济的论调。

　　然而市场经济并没有吴敬琏等“市场主义者”想的那么简单，并不是有了市场，“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好东西都会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错，但反过来上层建筑也影响、制约市场经济，甚至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时间内决定经济基础。有了市场，并非所有好东西都接踵而至，坏东西也会乘虚而入。改革开放至今，一方面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新周刊》杂志的社论《下一个十年，怎么办？》中所言：“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转型中国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机会不公（公平）、利益侵占（贪腐）、公平权益（群体事件高发期）、贫富分化（失衡）、看不起病（医疗）、上不了学（教育）、住不起房（安居）、拿不回钱（盘剥）、环境恶化（污染），以及社会不满意情绪蔓延。”据一些学者计算，2009年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远超中央财政总收入，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接近拉美地区水平，维稳财政费用达到5140亿元接近军费。

　　中国改革无疑已经进入深水区不进则退，市场经济已经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吴敬琏对此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发现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吴敬琏大梦初醒，原来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原来市场经济需要法治的支撑，于是在2000年之后，他开始大力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2002年，吴敬琏与著名法学学者江平创建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在各种场合联袂疾呼法治市场经济。吴敬琏在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坦言中国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等障碍重重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第四，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2007年，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指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的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由此又有了一顶新的帽子——“吴法治”。

　　“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吴敬琏看得越来越远，思考得越来越深，开始重新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010年7月，吴敬琏发表文章《如何求解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一揽子”提出。文章写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于是，向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大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吴敬琏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

　　除了这两大战役外，吴敬琏还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等。他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如1984-1988年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1989-1991年期间的“市场整合解决法”等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1984年至1992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有“中国经济学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06年华尔街评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其中唯一由中国本土培养的。

　　“生命诚可贵，成就价更高。若与精神比，两者皆渺渺。”吴敬琏之所以能赢得朝野共敬，不仅在于他的那些光辉贡献，更在于他的精神之树高大。资深记者邓聿文称，“ 在吴敬琏身上，经济学家的专业精神与公共学者的平民情怀两者得到了高度统一”；吴晓波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结合体。”在我看来，吴敬琏最可贵的精神在于他能坚持真理与坚守良知，敢于发言不说假话。吴敬琏曾经的助手柳红在《吴敬琏评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一次陷入了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有人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一位同志接过话头说：中央从来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说：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这位同志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就不能用。吴说：既然邓小平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就大逆不道？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他不惟上也不惟下，只惟真理是从。2002年，吴敬琏奋力支持财经杂志揭批“基金黑幕”；2001年，在“全民炒股”时，吴敬琏将股市比喻成“没有规矩的赌场”，以一对五与厉以宁、萧炳基等五位经济学家公开辩论。一时间吴敬琏声名大噪，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当选为该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获得“经济人物大奖”。颁奖词说：“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当被问到为什么会站出来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时，吴敬琏答道：“我们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很多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可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也有不讨好被“大骂”的时候。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吴敬琏提出“拆迁补偿所得应纳税”、“春运限价违反市场规律”等观点，遭到网友炮轰。网友纷纷“质疑”“吴敬琏的屁股坐到哪边去了”、“良心哪去了”，怎么成了“资本的代言人”，甚至扬言“要拆了他的房子，让他也享受享受城市化的好处”。吴敬琏对此表示：“如果当政协委员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言者无罪嘛，我们可以自由辩论。如果确实错了，我可以道歉啊。”

　　从学理上讲，吴敬琏当然没有错，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不过是些经济学常识罢了。但从义理上讲，吴敬琏“政治不正确”了，他不该和众人对着干，尤其是不该和穷人“过不去”。可这正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本色，真正的学者应积极参与公共领域，关心公共事务，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但在“发言”时，又该唯真理马首是瞻，既不媚上也不从众更不会投靠特殊利益集团，“虽千万人吾不往矣”。

　　与吴敬琏的魅力同样让我着迷的是，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吴敬琏？他也曾像狂热年代无数的造反青年一样，揭发过自己的父母，批判过孙冶方。为什么在其他人还热血澎拜时，吴敬琏突然走上了理性之路。吴敬琏命运的转折在于他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最早开始反思时代的人、一个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一个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人。这个人就是顾准。吴敬琏和顾准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成了亦师亦友，并在他指导下开展反思、学习、研究。顾准赠吴敬琏“守时待机”四个字，把自己的部分遗稿交给他，并在吴敬琏的守护下走完人生最后一刻。是吴敬琏亲手把顾准推进了太平间，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是的，顾准留下了光亮，还留下了继承人，吴敬琏接过了顾准的“衣钵”，继续行进在顾准开创的道路上。毫无疑问，没有顾准就没有今天的吴敬琏，吴敬琏传承了顾准的学术、人格以及独立思考、为国为民的精神。

　　另一脉络上，家庭对吴敬琏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吴敬琏的外公邓孝然是秉持“实业救国”的商人，大外公邓孝可曾是四川立宪派的核心领导人，而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吴敬琏还是艺人黄圣依的亲舅舅）可以说，这一家子都有着浓郁的报国情怀。这种情怀也深深地浸入吴敬琏的血液，吴敬琏早期信奉“科学救国”，最初的理想是做个科学家或工程师，只是因为身体羸弱才不得不选择了学习经济学。后来，吴敬琏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当然不仅吴敬琏一家子这样，他们上几代人很多都这样，正如吴敬琏所言：“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正是这种危机感和使命感，成就了吴敬琏那几代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的知识体系不如我们现在健全，可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却如何都让我们自愧不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吴敬琏尽心尽力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尽到了经济学家经世济民的本分。而我们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做的如何？吴敬琏2010年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新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学术上的训练和素养应该说是比我们要强多了，所以应该给他们寄予更大的希望。但是现在也有问题，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精神状态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可能缺乏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那一代知识人实在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憋着一股劲，努力实现我们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