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时锋

　　就在4月企业统计数据联网直报的这几天里，前有中企联发倡议，后有五大部委联发通知，多部门密集动作旨在防范地方干扰企业独立上报，措施虽恰逢其时但还需实施体制改革。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地方歪风积重难返。以往层层上报体制中，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总和，中国地方GDP数据同中央政府数据长期存在差距，并滋生一种令人担心的“弹性”。即使经济普查年份中央严查狠抓一下差距随即缩小，而其他年份又逐渐扩大。

　　当下实施数据联网直报改革后，一些地方造假仍频频发生。短短4个多月以来，国家已相继查实并曝光了重庆永川、山西河津、甘肃玉门等三起数据造假事件。虽然新制度遏制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数据上报中期自我注水的可能性，但三地案例所暴露的共性趋势显示，一些地方已从政府直接造假向授意企业间接造假的方向转变，甚至出现了地方统计人员经授意企业的“内部作案”。

　　现有统计改革已经在技术手段上同国际接轨，但仍有一些地方造假频频出新、企业屡屡冒险，部分统计人员敢于顶风作案，根源在于体制问题还难于突破。

　　最大的体制难题在于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有待改革。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追求数字政绩、中央部门考察时又过于看重数字政绩，导致一些地方干预数据。为官一方，部分官员们想修改数据不是难事。发文直接给企业数据预审、修改等留痕做法恐怕还是下策，通过指示、打招呼，甚至暗示一下某些数据需要“仔细研究研究”都可以获得同样效果。

　　当前，中国的政绩考核体制必须实施改革来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中国的宏观调控也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中央政府能否把控预调微调的力度、方向和节奏，客观、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讽刺的是，即便存在数据造假的地方政府，也需要真实的数据指导自身决策。这样矛盾的结果，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出现多套数据，用虚假的数据应付中央、用真实的数据自我参考。只有改革政绩考核体制，才能遏制数据腐败。

　　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已经不再支持盲目追求数字的政绩观。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周期性的回调，整体经济难以再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脱离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切实将政绩考核从数量考察转向结构改革评价，打消数字对于官员的“诱惑力”。

　　需要突破的第二个体制问题，是当前统计分级管理对于统计独立性的制约。

　　统计数据是政府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做到耳清目明，恐怕需要让统计职能进一步独立。在前一阶段的统计垂直管理改革中，国家统计局地方调查队已经从地方统计局中独立出来，但政府统计职能大部分仍留在地方政府自身手中，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计独立。

　　地方统计部门是统计工作的执行者，也是统计执法的实施者，但地方统计部门的人事、财政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但违法主体又往往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本身，所以地方统计部门很难做到统计独立和有效监督。这样的体制下，地方违法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能执法效果仅仅流于一般意义上的整改，难于遏制地方违法行为。

　　从这个角度引申开来，需要突破的第三个体制问题是加强上下统一的统计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国家直接监察执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