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近日，有传闻湖南邵阳颁布《邵阳市企业所得税分类动态管理办法（试行）》，对部分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定率预缴”之方式，让企业预缴未来所得税款。即税务部门制定行业预缴率作为税率，企业营业收入为税基，然后两者相乘确定企业应预缴所得税额。

　　应该说，湖南邵阳的预缴所得税方式虽最为突兀，但却是当前以宽税基、低税率为主的税改变异之极端案例。事实上，最近海关总署对进境物品归类表和完税价格表重新修订，上海某税务机关开始对资本公积转注册资本征收25%的税，国家税务总局计划在5月推出向PE征收最低35%税款新政等，都含有税改蜕变为扩税基之实质内涵。

　　当前税改钟情于扩税基等，实质上是要素资源日益趋高的对外依存度和人口老龄化，使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产能过剩和企业库存高企等并存效应，压低整体税基，使政府税收增速下降。

　　然而，这种旨在扩税基的税改新政，很容易致使政府财政陷入寅吃卯粮，从而很容易加重企业负担，影响财政的持续增长而导致竭泽而渔。具体而言，目前中国以流转税主导的税制结构，本身就存在纳税人高税负和税基过宽等问题，如税法严格限定税前扣除标准，使企业的部分营运成本无法在税前足额抵扣，从而在税制上有宽税基之嫌。

　　以邵阳推出的定率预缴为例，虽在征收方式上体现了便于征缴特征，但其本质上是在财政上的寅吃卯粮。殊不知，不管政府征缴的税费是拥有公共服务支出还是经济项目投资，都严格是一种政府消费行为。预征税款主要用于公共支出，则意味着政府把本属于创造财富的市场资本变成了消费资源，从而抬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因为企业若扩大生产将需到市场高成本融资，抑或企业因预缴税款不得不压缩经济活动，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

　　若预征税款用于政府和国企投资，基于政府和国企固存的激励不相容等，同样面临投资效率折算，即激励相容的私人部门投资效率显著高于国企，这意味着向私人部门预征税款，就如同把资源从高效率部门转移至低效率部门。

　　至于资本公积转注册资本和PE纳税，其一，资本公积选择在转注册资本时征税，很容易致使企业为合理避税而不愿转增注册资本，而一旦资本公积转注册资本额征税导致企业不愿转增注册资本，那么将显著影响到企业运营活动，毕竟除非转增注册资本后的企业经营收益显著高于应缴税款。对PE征税亦然，若即将征收的35%税款是以PE的浮盈为税基，那么开征该税虽可给政府带来新的税源，但却会显著影响PE投资活动。毕竟，在PE未退出兑现下，其投资收益具有显著不确定性，一旦政府在PE投资浮盈率较高时征税，而随后PE投资退出出现较大盈利折损，那么若政府为公平税负而实行税款差额退还，将面临较高的征税交易成本，否则对PE的浮盈征税将有失公允，从而妨碍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漏缴问题，但国内税收征缴率已达80%左右，虽低于欧美征缴率但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且鉴于征税成本之考量，谋求税款应收尽收，将面临征税边际收益无法覆盖边际征税成本之问题。如取消农业税就源自其征缴收入无法有效覆盖征税成本。可见，不论是空间上的扩税基，还是时间上的未来税收贴现，都需警惕寅吃卯粮的竭泽而渔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