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

　　“蒋介石在表面上对他还是很礼遇的，但跟在大陆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我现在想我父母身处逆境很不容易，但他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平常你喜欢说“我是白崇禧的儿子”吗？在你看来，自己和父亲生命的内在延续是什么？

　　白先勇： 平常其实我从来不这么讲，但我很崇敬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格、他为人处事的态度都让我崇敬。我对历史的作为自然是没法跟父亲比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父亲对国家民族的安危的关怀、担当，而我对我们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和将来的出路也是很关心的。

　　日报：你怎么看父亲最后选择去台湾？

　　白先勇： 我父亲是个战略家，他打仗以战略取胜为主，作为军事家，父亲后来的心理是很失落的，到最后他能掌握的军权已经很小了。他十八岁参加辛亥革命，这个经历对他的一生是决定性的。

　　他是1949年12月3日，从南宁飞海口到台湾。他自己讲，他是“向历史作交待”。看我父亲的历史是有脉络可循的，他18岁参加武昌起义，看着民国诞生，北伐的时候从广州一直打到山海关，抗战八年跟日本人打得那么凶……他最后要选择一个葬身之地，有几条路可以走，很多人去了香港，也可能到美国，也可能到回教世界，他都没有选择这些，而是到台湾去。他跟蒋介石相处几十年，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都知根知底了，很多人劝他说去台湾危险，但他还是去了。

　　日报：你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四十年，分分合合，关系微妙复杂，“宁汉分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否也影响了你父亲和蒋介石之后关系的走向？

　　白先勇：1927年“宁汉分裂”，据说是这样，现在还无文字证据，宁汉分裂，南京和汉口意见不同，汉口准备出兵打南京，国民革命军如果打起来就完了，北伐就不可能完成，这是大势所逼，蒋介石必须下野了，他下野就暂时解除了一个危机，但是后来传闻说因为“桂系”没有支持他。 实际上，这应该是大势所逼。

　　北伐爆发后，蒋介石很看重他，一是希望借重广西的军力，加上当时父亲打了几次漂亮仗，个人军事才能表现得尤其突出，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父亲的同学中有很多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高职，所以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刚开始非常倚重我父亲。父亲一路从广东打到北平，第一个领军进城。北伐期间，本来广西军的势力没那么大，北伐之后，广西军事势力大增，从南到北一线都有桂系，就有谋士建议削番。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功高震主。当时父亲提出去新疆囤边，他一直研究边防问题，父亲认为撤兵不难撤将难，一不小心就起兵祸，所以提出让这些人去囤边，加固国防，但未被采纳。

　　日报：胡适的《广西印象》对三十年代的广西建设有很高评价，广西建设也反映了你父亲的政治抱负。

　　白先勇：父亲虽以军事见长，但一向有他的政治抱负。他们那一代的爱国分子莫不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父亲也研究世界各国政治史，最佩服的是19世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研究他怎么把一个落后的分裂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军事强国。

　　父亲与李宗仁志同道合，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就回到广西。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间，他们主持广西建设，广西建设是父亲的一个政治抱负，他们按照制定的实业计划领导广西各界积极苦干，全民练兵、组织民团、土地改革、二五减租、兴学等一系列活动，逐步实现了广西的现代化。广西 “模范省”的荣誉绝非虚名，确实在矿产、交通、农林、垦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就。广西军能打仗，在抗日的时候有很大贡献，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日报：回顾你父亲这一生，北伐之后，他的才能不断地受到权力的限制。在整理他资料的时候，是否能看出他如何对待这种处境？到了台湾，你们的生活是否受到很大影响，父母对现实抱持怎样态度？

　　白先勇：父亲是个军事大才，也有他的政治抱负，北伐的时候是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的，抗战有所限制了，前期还打了很多仗，后期有所限制，实权被削减，很多事他控制不了，的确没有充分展示他的才能。但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深，在抗战的时候，他常常教我们唱岳飞的《满江红》，这是他唯一会唱的歌，他始终有强烈的“还我河山”的心志。

　　到了台湾后，我父亲作为一级上将，蒋介石在表面上对他还是很礼遇的，但跟在大陆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我现在想我父母身处逆境很不容易，但他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很豁达，他们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生的起伏是一种必然，我们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繁华总会转瞬而逝，历史的兴衰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