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霆

　　早在61年前遭到封杀和毁灭性大批判的“毒草”电影、传记体故事片《武训传》，最近竟然在一夜之间起死回生，公开发行了“未删节”的正版DVD。莫非有人推翻了当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的“历史”结论与政治结论？就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前夕出现这样一件使人关注的事情，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

　　距这件尘封已久的历史冤案，已经过去61个年头，不仅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张翼、黄宗英、周伯勋等人大都死去或者逐渐被人们遗忘（估计只有在片中饰演小桃的王蓓女士还在人间，也还能回忆起这段使人心悸不已的往事），连当年的广大电影观众至今尚在人间而且能有较清晰的记忆者已为数有限了。所以，从教育群众、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来说，为杰出而有代表性的故事片《武训传》翻案、平反、正式恢复名誉的重要性，似乎也不甚重要。“往事越千年”,领袖一言，从上海、南京到“红都北京”直闹得全国上下、特别是每一位“旧知识分子”恐慌万状、六神无主。

　　发生在清朝末年山东馆陶地区的“义丐”武训，以其毕生精力献身于他念念不忘的“兴办义学”，让穷苦人家的子弟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从而摆脱其被欺压、被践踏的悲惨地位。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理想，以一个目不识丁、远远无法称之为“儒生”的乞讨者而论，究竟有哪一点是值得非议的呢？一向敢于向“窃国大盗”、“国民公敌”、“四大家族”刺刀见红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足两周年的1951年5月20日，就以“中央党报”为主阵地对于电影《武训传》发动了全面批判、全面围攻，无论如何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所谓中国大陆的50年代第一春，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外，在祖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抗美援朝”，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甚至是“鬼门关”头，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狠批、猛批《武训传》，并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呢？这个问题在当年是很难找到准确答案的。但是，时至61年后的今天，答案就十分清楚了。

　　我们不妨粗略地回顾一下历史：在当年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射出一枚耀眼的信号弹以后，不仅上海、南京一带的文化教育界领导干部夏衍、黄源、于伶和陈望道、吴白韬等等纷纷做出“深刻的检讨”，一致认为对于武训向地主阶级“屈膝投降”的丑行“无法容忍”，更“不应歌颂”。同时，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把全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引入一个崭新的战场：所谓“全国高等院校拔白旗、树红旗”运动，以及随之展开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以及对老一代著名“红学家”、诗人、文学家俞平伯的批判。在对老教授、老作家的攻坚战或曰“歼灭战”中，不仅把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等一批所谓“主观唯心主义”或者属于“实用主义”的“大师级”知识分子揪出示众，而且把他们批斗得灰头土脸、体无完肤。

　　必须看到，在对待过敌人、对立面和“不可信任者”之类的人物之后，紧接着，鞭子就指向了昔日在“国统区”的“同路人”和“战友”胡风，以及以他为中心的文艺界“七月派”。于是，在公元1955年上半年，最高领导人在接到胡风30万言的“上书言事”之后，批注了“关于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并亲自督战，指使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鼓作气在京、津、沪等地一举逮捕了以张光人（胡风）、梅志为首的多达300余人的“钦犯”。许多文艺工作者无端陷入黑牢，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甚至有人不幸死于非命。一度被“御批”为最最凶恶的“反革命分子”的阿垄（陈亦门）就以不到40岁的华年死于天津狱中。

　　就在此案刚刚告一段落之后，“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伟大红旗又举了起来，批斗对象由一批又一批“自命不凡”、“桀骜不驯”的“秀才”身上渐渐引向多年的战友和朋友。紧接着，“庐山会议”又一举揪出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乘胜在全国、全党范围内清理出最少55万“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过序幕刚刚拉开——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演出令人心惊肉跳的悲剧或闹剧：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即当年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继由“中央文革”四大“钦差”专政的同时，又“钦定”了一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林彪……然后，“大快人心揪出四人帮”，又祭起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将那位“英明领袖”的“两个凡是”拉下马。从而开始了“黑猫白猫”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新时代……

　　俱往矣。也许透过历史的检视，人们会认清发生在1951年5月20日的“全国、全民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真实用意以及其难以磨灭的历史意义——批武训这一记“闷棍”，其实并非针对上海电影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它不过是为其后一场比一场“精彩”的大批判、大围剿、大歼灭做出铺垫。61年前的痛批《武训传》，与其后揭批党内大哲学家杨献珍的“合而为一”、揪出党内的马列主义学者李达、华岗等，无一不是为大树特权与“战无不胜”的思想打好前站，奠定历史的基础，树起千古不拔的基业。然而，任何一个尚有良知、尚具分辨能力的人都会发现，“皇权世袭”的体制与社会早已随风而去，势难死灰复燃，借尸还魂了。不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难以重现，那个距离我们不算太远的约瑟夫·斯大林式的“苏维埃大帝国”，不是也早已被那些联合起来反集权的觉醒公民们打了个“稀巴烂”。虽然有人还会对着苍天、对着冥冥之中的造物者与宇宙的主宰者高呼、乞求那种“大一统”的王朝魂兮归来，但无论如何，那总归是一个痴人说梦式的笑话，毫无实际作用。

　　然而，我不能不向列位说一下，我作为建国初期的一名基层文艺领导干部（按：1951年我曾担任南京市剧影管理、审查委员会总干事，南京文联剧影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并兼任南京市影评工作者联谊会总干事，南京《人民电影》周刊执行总编辑）恰好处于中央领导号召全国、全民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风口浪尖，不可能躲过这个“政治运动”的冲击。我为了在《人民电影》周刊审发、撰写过几篇称赞或肯定过“反动电影”《武训传》的影评，曾反复当众检讨，承认自己存在“观点错误”、“思想觉悟太低”，甚至于不得不在大会主席台上“流出了忏悔的泪水”。

　　而最最值得一提的，则是继“全国全民批判《武训传》”这场风暴后不久，当时在中央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亲自挂帅”，组织起为批判《武训传》而组成的“革命历史影片”《宋景诗——黑旗军》，同时改组了以袁牧之、陈波儿为首的中央电影局。这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