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

　　73岁的金婆婆自50多年前从武汉新洲嫁到杨汊湖村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她见证了杨汊湖从浩渺水域向繁华街市演变的整个历程，真正是沧海变桑田。

　　现在的武汉“80后”大多不再知道，这块名为“杨汊湖”的陆地曾经确实是一片湖区。30多年前，杨汊湖还不是街，是一湾湾清澈的河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汉口的发展大道以北、张公堤内外，绝大部分都是连绵成片的湖区，发展大道以南的核心城区也有多个大小不等的湖泊。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发展大道以北地区内，以汉口火车站、杨汊湖小区为中心的大片湖泊遭到填占，常青花园、民航小区、杨汊湖小区、桥苑小区、汉口火车站、民航管理局等在这片湖区上拔地而起。

　　30多年后，发展大道以北，张公堤以内的大片湖区几乎消失殆尽，如今满眼都是密匝居民楼和纵横交错的街道。人来人往间，鲜少有人尚记得这里曾水波荡漾。

　　杨汊湖仅是武汉众多湖泊缩影之一，武汉市水务局的最新统计显示，50年来武汉已经有近百个湖泊被填消失，城区内仅保留了38个湖泊，“百湖之市”已经盛名难副。

　　湖景房价格一路飙升的同时，城市中的自然生态链则在日益萎落。

　　藕田变高楼

　　“那时候没有一幢高楼，只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和大片的菜地、藕塘。”金婆婆说，杨汊湖曾是武汉远郊最著名的藕塘和菜园子，尤其是杨汊湖出产的莲藕曾是湖北名菜“排骨煨藕汤”的首选主料。

　　“经常有人在河塘里挖藕、钓鱼；不过，要是遇上张公堤发大水，杨汊湖的庄稼就遭殃了，几乎全部都会被淹死。后来，张公堤变牢固了，小河塘也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就变成现在一条条的马路。”金婆婆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杨汊湖就已经看不到湖的影子了。

　　与杨汊湖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武昌的沙湖和南湖。

　　沙湖，曾是武汉市仅次于东湖的第二大“城中湖”。明洪武年间，沙湖水域有近万亩规模。1900年，粤汉铁路的建设，将沙湖一分为二，分别为“沙湖”（又称“外沙湖”）和“内沙湖”。上世纪60年代末，沙湖水域尚有3200亩左右。到了90年代，为修建武汉长江二桥而拓宽中北路、徐东路，部分沙湖水面被填。而近10年来，随着友谊大道的修建和周边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沙湖有一半水域遭填占。

　　盛爹爹在沙湖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小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到沙湖里钓鲇鱼，再是挖藕，直接用湖水洗洗就能吃。”盛爹爹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沙湖就一直在填，“儿子的单位在1995年分了一套湖景房，打开窗户可以看到浩渺的沙湖，现在开窗只看得到更高更密的楼房了。”

　　填湖30多年，加上城市生活垃圾，沙湖自然生态平衡遭严重破坏。早在2006年，武汉市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便提醒公众，沙湖污染严重，成为非人体接触的劣五类水质，已不适合水产养殖。2007年，沙湖被禁止养鱼。如今，走近沙湖，臭味扑鼻，水面油黑一片、不停有气泡泛出。

　　不单单在武汉，因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享誉海内外的洪湖亦是如此。歌曲创作时的洪湖，其水域面积达760平方公里，如今已锐减至34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仅1.35米。而整个荆州平原湖区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截至2011年底，其湖泊总数已从建国初期的631个减少了89%至71个，湖泊面积亦从2178平方公里降至800平方公里。

　　此外，长湖亦因过度围垦而严重萎缩。大规模地造田5.1万亩，使长湖水面由229.38平方公里缩小到157.5平方公里，减少了31.3%，总库容也由7.63亿立方米，减少到6.18亿立方米(长湖水位33米时)。

　　连年水患源于湖殇

　　据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湖北全省100亩以上的湖泊从1332个锐减至843个。根据全国水利普查最新资料，目前湖北省5000亩以上湖泊仅剩110个。

　　虽然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是导致湖泊面积缩小和消亡的原因之一。但于湖北而言，消亡的湖泊几乎都不是因自然原因而消失的。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采访多位湖泊保护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后了解到，湖北湖泊被“蚕食”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以武汉为例，武汉市水务局统计数据表明，该市缩减的湖泊面积有六成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填湖造地和围湖养鱼造成的，武汉市的各大湖泊几乎均受波及。

　　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湖泊，在这一阶段面积剧减，有的甚至完全消失或转化为人工精养鱼池，如东西湖、杨汊湖等；有的则被切割成若干小湖泊，如沙湖、东湖等。仅1972年一次填占青菱湖，便使其面积减少了240多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般意义上的围湖造田、围湖养殖逐步停止，但却掀起了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滨湖地区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加上发展旅游，滨湖地区水域被继续蚕食。

　　武昌的四美塘湖和晒湖，即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造成面积急剧萎缩的典型例证。如今的梅苑小区一带是在填占晒湖的基础上建成的，四美塘湖的萎缩主要与1995年前后长江二桥的修建占用部分湖泊水面有关。而1994年雄楚大道的建设和珞瑜路的向东拓展，则占用了南湖、东湖部分水面。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填湖一度成为武汉市处理垃圾甚至是治理污染湖泊的手段。特别是一些小湖泊及连接湖泊的明渠，因遭到严重污染，变成臭水塘、臭水沟，塘里老鼠横行、蚊蝇乱飞，周边居民反映强烈，政府部门干脆一填了之。

　　正因为较长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湖泊过度开发、保护不力，加之管理无序，“千湖之省”的湖北已经名不副实。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王忠法直言，湖泊数量及水域面积减少缩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湖泊，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及流域内的规模化养殖造成面源污染，再加上湖泊过度开发产生内源污染，湖北省境内的大量湖泊水质日趋恶化、功能退化。

　　根据湖北省水利厅公布的《2012年1月湖北省水资源质量通报》，全省重点监测的26个湖泊，二类水质仅有1个，三类水质12个，四类的9个，水质劣五类的4个。

　　不仅如此，湖北曾经优于水，如今却忧于水。

　　“1954年特大洪水的水量要比现在大得多，造成的压力相反却比不上最近这几年。”长江水利建设委员会水文预报处处长史方斌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便提到，“1954年，有1023亿立方米的湖泊在帮助蓄洪，到1998年只剩下100亿立方米，还不足44年前的1/10，这两年则更少了。”

　　湖泊大量消失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江行洪、蓄洪能力的削弱。武汉大学(微博)水资源论证评价中心常务副主任胡铁松告诉本报记者，围湖垦殖是造成“天晴三天有旱情、落雨三天发涝灾”最突出的人为因素。试想，湖泊的库容越大，来洪水时可引江入库的水量越多，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压力越小；上游来水偏少时，湖泊库容越大可用的农田灌溉水量便越多。

　　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江汉平原历史上一直是“四湖”，由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组成，但其中的三湖、白露湖因围湖垦殖已接近消失。江汉平原四湖流域的水面率（水面积同区域内总面积的比例）已经从1940年的25%降到了2000年的不足10%，洪湖的缩水面积更超过三分之一。

　　在此情况下，筑堤抗洪成为唯一可行的应急方式。40多年来，3600公里长江干堤和30000公里支堤光土石就堆了40多亿立方米。人们将湖变地，占据过多水空间，导致对抗洪水的自然生态链变得异常脆弱。

　　湖泊保护走向强制化

　　湖北省人大城环委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树义曾数次提交建议或议案，呼吁加快湖泊保护立法进程。

　　“若按目前的消亡速度，50年后全省将再无百亩以上湖泊。”王树义说。

　　早在1996年，湖北省水利厅即着手有关湖泊保护管理的调研和法规草案起草工作，至今已历时16年。省八届至十一届人大均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或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而湖泊保护条例历时多年仍迟迟难以出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体制复杂。在对草案进行调研的报告中，湖北省经济学院水事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湖泊的多功能性、湖泊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多元性，必然带来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

　　考虑到湖泊保护的这一公共利益需要一定的主体予以代表并具体实现，目前公认的是由政府成为此公共利益的代表并行使保护管理权。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水利部门负责管理湖泊水资源、环保部门负责湖泊的污染防治、农(渔)业部门负责管理湖泊水产养殖、林业部门负责湿地保护……“九龙治水”的结果是：各部门按部门自身利益行事，缺少统筹协调。

　　今年3月26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为理顺湖泊保护的管理体制，草案拟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湖泊保护工作负总责，实行任期目标考核责任制，并设定追责条款。

　　不仅如此，提请审议的草案中，31项条款中有6项以“禁止”约定，分别是：禁止填湖造地、禁止围湖造田、禁止超标准排放、禁止违法建筑、禁止过量投肥养殖、禁止掠夺性开发。

　　“我们在以往的立法实践中，用得比较多的是‘不得’二字，这部简短的法规中6次使用‘禁止’，这是比较少见的。”湖北省人大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的硬手段、系列强制性措施，达到“五保”的目的：保面积、保生态、保功能、保景观、保可持续利用。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