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感叹：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谢雪琳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微博言论击中了近期的舆论热点：公务消费。

　　“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他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4月7日，柳斌杰在人民网上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在骆家辉住不起博鳌五星级酒店的消息之后，柳斌杰的微博正击中了中国“三公消费”的软肋。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转发了柳斌杰的微博。“很有同感，中国的‘三公’制度很完善，甚至比国外都清楚，就是执行起来很困难。”叶青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说。

　　叶青告诉记者，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流行这样一个方法：上级领导到下面出差，公务消费由上级和下级一起承担。

　　“到地级市、县级市出差，有时就安排到五星级酒店去。”叶青说，“如果费用超标，你能报多少就掏多少钱，不够的由地方承担。”

　　“剩下的由地方结”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住不起五星级酒店的消息，迅速成为一条新闻。

　　据南方电视台记者李佳佳称，骆家辉抵达博鳌后，并未和其他诸多与会元首一同入住五星级的索菲特酒店，而是入住了四星酒店千舟湾度假酒店。该酒店客房标准间房价为每晚528元，贵宾套间为988元。

　　微博名人李开复(微博)随即找出了美国政府网站上的外交官出差标准。在北京，住酒店的最高报销标准为258美元，约合人民币1623元。而在海口的标准则为181美元，约合人民币1138元。而索菲特酒店豪华间报价为1840元。

　　中国的公务员出差，报销标准也有规定。

　　财政部2006年底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出差人员的住宿标准暂时按照副部级人员每人每天600元、司局级人员每人每天300元、处级以下人员每人每天150元标准以下凭据报销。伙食费每人每天50元，交通、通讯等杂费则是每人每天30元。

　　但这样的标准是否能够执行到位呢？

　　叶青给了否定的答案。在他的了解当中，地方公务员出差，也差不多是“处级干部住标间，副处级以下两人一间房”的标准。

　　但是，“按照这个标准，就显得地方领导不够热情。”叶青说。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会安排当地最好的酒店，“有时一来就是五星级的”。

　　而在超标准消费之后，报销则按照“领导能报多少报多少，剩下的由地方来结”的方法操作。

　　这样的情形有时让叶青也很为难。身为副厅级干部，到地方出差时常被订当地最好酒店的套房，比标间贵一两倍。而尽量住单间，避开用餐，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

　　公务卡也管不了高消费

　　财政部也并非没有想办法遏制公务高消费。出台公务卡制度，就是应对办法之一。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从2012年1月1日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公务接待费、公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会议费等16项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

　　财政部要求，凡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可继续使用转账方式。

　　公务卡是指中央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使用公务卡结算，工作人员不用预借现金，直接持卡消费，并取得发票及刷卡凭证，回到单位再向财务申请报销，单位财务审核无误后将报销款项直接划入该工作人员公务卡账户中。整个过程可以概括为“银行授信额度，个人持卡支付，单位报销还款，财政实施监控”。

　　但对于公务卡的实际运作情况，叶青认为不甚理想。上级领导到地方出差，其运行逻辑都是一样的：报能报的，剩下的由地方结。

　　此外，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沈梅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由于一些单位长期形成的概念根深蒂固，习惯原来的公务消费的形式和方法；在客观上，公务卡改革还需要像POS机的布局、系统等金融部门的配合，因此公务卡使用效率仍然不高。

　　公开真实的“三公消费”

　　叶青的一个建议是，公务员出差，要有适合的公务酒店，与商务酒店区分开来。这类似于此前的招待所。

　　财政部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对公务员住宿有此要求。

　　办法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实行定点住宿。住宿标准：副部长级人员住套间，司局级人员住标准间，处级以下人员两人住一个标准间。

　　出差人员必须到定点饭店住宿，住宿费按照定点饭店的收费标准凭据报销。因特殊情况未到定点饭店住宿的，在出差地住宿费开支标准上限以内凭据报销。

　　出差到没有定点饭店的地方，住宿费在所在地、市、州住宿费开支标准上限以内凭据报销。

　　定点饭店则通过招标、协商方式确定。

　　但这一方法的实施情况如何，仍是未知数。下级替上级买单则十分盛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微博)则认为，遏制公务高消费，还是要靠公开与监督。“‘三公消费’公开得很少，但实际上花得很大。”他告诉本报记者。最好的办法还是将政府的所有收入支出纳入预算，并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有知情权和发言权。此外，开支的审批也要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人大对财政的控制力度，才能有效控制政府的花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