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晴

　　“如果把这与人口老龄化、中产阶层人数增加以及养老金计划相结合，中国就面临着双重威胁——中等收入陷阱（制度调整滞后）和由于财政上不可持续的福利计划造成的高收入陷阱。”在3月18~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Sri Mulyani Indrawati如此表示，“简言之就是，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两个陷阱。”

　　Indrawati的中文名叫“英卓华”，这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送给她的。

　　英卓华所言的“这”是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问题，在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公共服务的效率低下等。

　　要应对这两个陷阱，英卓华认为，一方面，要增加对社会服务的财政支出，同时要通过增强服务质量和提高透明度，建立问责机制以及竞争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改善和强化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其支出职责相匹配，建立更加公平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进财政透明度，将公共资源纳入“预算内”。

　　其实加大社会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是与会各位专家的共识：一方面，从刺激内需的角度考虑，只有加大在这个领域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减少普通百姓的后顾之忧才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两位前主席博斯金和奥斯登·古斯比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采访时都如此表示。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困境，社会保障支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今后中国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博斯金认为：“中国应该准备好为这笔秋后的账买单。”

　　博斯金警示说：“再过几十年，如果相关的举债或者是债务看上去不是那么便宜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言下之意，在中国财政收入状况良好时要及时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