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要持续创造大量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唯GDP增长论”，因为这样会造成短视，会造成一些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观点■本报记者 郭顺姬

　　“均衡、平等、可持续。”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始终强调的发展理念，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又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3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持续的创造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进一步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但“唯GDP增长论”要不得。

　　“7.5的增长水平非常高”

　　“如果现在美国、欧洲能达到7.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太高兴了。”斯蒂格利茨这样说。

　　对于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7.5%的目标，他认为这种增长水平已经非常高。“由于中国近年来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现在会觉得7.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特别高，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高的。”他同时认为，中国一直采取比较审慎财政政策，现在也积累了比较好的经济资源，接下来进一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有很多机会来扩大内需，同样重要的是，消费的增长可以更好地保证政府对健康、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支出，还能促进扶贫等一些隐性支出。他说，“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实际上起到双重红利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福祉，同时如果能够合理的设计，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GDP不是非常好的衡量手段”

　　“GDP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认为应该与其他的一些指标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这样表示。他认为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性就是可持续。所以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是很重要的。

　　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是增加发展的均衡性、平等性，同时提高人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提高生活水平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在他看来，美国经济在危机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他希望中国的发展可以引以为戒，在促消费过程中，也要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做，“我想中国改变消费模式，西方国家也要改变消费模式，两者必须要并行，要不然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对经济增长很重要，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增长的同时改变消费模式，这样才能使消费模式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政府角色不是缩小而是要改变”

　　政府三十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斯蒂格利茨说。

　　他表示，中国现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如果单靠市场的话还不够完美，应包括对劳动力的一些相关政策，再培训的政策，然后让产业进行转移，包括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等。

　　“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加大对研发领域，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所以并不是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他说。

　　他认为，要对新的监管框架进行更多的机制改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需要一个对市场有效的强力的监管，因为市场本身是不够的。第二，还是需要公司治理方面的更强有力的监管规则。第三，就需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市场、政府、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角色也要转变。一方面要转变政府的角色，然后要转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同时还要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新秩序需要新变革”

　　“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出现，需要中国进一步做出改变，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不容易。”斯蒂格利茨说，在新的货币机制的之下，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而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能够实现，也将是解决全球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建议中国实现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主要基于国内需求和本土创新的增长模式。同时他还表示，在如今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西方社会旧的运营模式更多的去考虑劳动力的节约，而不是成本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节省。因此中国实现资源的自主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改革日程，不仅能够成功的解决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欧洲经济的放缓，以及美国的赤字问题。同时也能够帮助中国自身实现结构的调整，这样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这样可以让相关的收益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分享。他在最后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