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香型的贵州茅台酒，今年两会却不断飘来“异味”。

　　政协委员建议“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贵州省委书记回应，“不上茅台，上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台高得多”，“茅台是知名的民族品牌，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去抵制”。茅台股份公司高管干脆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

　　看起来，茅台已经“是酒亦非酒”，它正被符号化，被赋予酱香型白酒以外的多重含义。

　　借用语言学大师索绪尔的理论，每一个符号都有“能指”与“所指”。茅台的“能指”（语音形象），就是茅台镇那方神奇土地的名称；茅台的“所指”（概念形象），在不同的人群中已经演化出不同含义，从而折射出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心理轨迹。

　　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角度，茅台酒原本都不应如此受争议。中国经济正向更依赖内部消费的方向转变，在商业价值观上必然会从“节约为善”到“消费为善”，消费者喜欢和追捧贵州茅台无可非议。茅台酒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靠一代代人奋斗和传承而延续下来的，其创制过程也经得起考验。中国像贵州茅台这样的品牌，不嫌其多，但嫌其少。

　　那么，如此大的争议又是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替罪羊效应”。人们把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中那些不良现象的愤懑，浇注到茅台酒上。有腐败分子藏茅台喝茅台，于是茅台酒也被视为“腐败酒”，其实没有茅台，照样有腐败。

　　有政协委员提出，“‘天价茅台酒’背后，更反映了我们‘三公’消费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其实，中国对公款吃喝有严格限制，各地财政部门也有规定的伙食标准，真正照章办事，“公款吃喝应酬已慢慢变成‘灰色腐败’”的现象自然会得到遏制。而要解决此类问题，靠不上茅台，要靠廉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