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

　　 2010年底，当万惠明首次在北京见到文一波的时候，并不自信后者可以解决他的难题。

　　 万惠明是湖南省长沙县主管环保的副县长，当时正背着一项准政治任务：根据《长沙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9年至2011年，长沙市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全面提高乡镇污水处理率，40%的乡镇拥有污水处理设施；而具体落实计划的长沙县，县委书记杨懿文要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

　　 其实，找到做完工程、拿钱走人的“过路菩萨”并不难，政府想的是找到运营商，能把处理设施管起来，不能做“晒太阳”工程，但是，第一期50000吨/日的建设规模，多数专业公司的报价都是超过了3元/吨水的价格。“城市污水费才8毛，乡镇的百姓肯定问凭什么要交这么多？如果政府补贴，这个负担又太重。”两年过去了，万惠明见的公司不少，项目却迟迟没有动静，三年期限将近，长沙县甚至做好了政府运营的准备。

　　 文一波是桑德环保集团的董事长，一直专注于污水和固废处理领域，在他眼中，万惠明棘手的难题恰是不错的商业机会：经过前几年的跑马圈地，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基本饱和，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建成污水处理厂2800多座，在建的近2000座基本都在县市一级，未来的增量相当一部分将来自广阔的乡镇和农村，政府也鼓励乡镇和规模较大村庄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两人很快一拍即合。

　　 但是，下乡“治污”并不容易。

　　 模式改良

　　 万惠明第一次向书记杨懿文汇报会谈进展时，杨首先问“桑德到底是家什么公司”。万惠明用三个事实来打消他的顾虑：公司总部占地三百多亩，他本人就住在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在北京参与了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和肖家河污水处理厂；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项目要求2011年12月底通水运营，建设工期大体只有10个月，时间不等人，信任只能在合作中建立。但是，跟所有工程项目一样，首要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在《长沙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对污染治理项目的补助标准做出了明确的划分：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在2000立方米/日的补助100万元，管网按35万元/公里补助，最高不超过7公里，同时，国家发改委划拨5000万元用于管网建设。但是，测算的项目总投资约为4亿多元，而财政补贴全部加起来不到总投资的1/3，其余的资金从哪里来？长沙县位居“中部第一县”，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超过30亿元，但是，如果仅靠政府财政支撑，项目资金的全额配套也有一定困难。

　　 最终，项目确定的投资方式十分灵活，综合采用了BOT、BT和OM三种模式。2011年1月，桑德国际（00967.HK）发布公告，宣布中标中国湖南长沙县18乡镇污水处理厂网项目群，项目包括长沙县16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总规模为29400吨/日）的投资、建设、运营、移交（BOT）和管网配套建设工程的建设、移交（BT），以及已建的2个污水处理厂（总规模为5000吨/日）的托管运营（OM），16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网管的施工总承包以及设备项目的采购、安装。项目总投资2.75亿元，其中，污水处理厂由桑德投资，未来30年后无偿移交给政府，而投入规模在2亿元左右的管网，则由桑德先行投资，建成后由政府分期回购，以此化解政府的财政收入。

　　 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补贴作为一种奖励性资金，不与投资额合并计算，但是，长沙项目的不同在于，以政府补贴核减企业的投资金额，减少企业投资额和投资风险。“乡镇的自来水体系不完善，收费体系更有问题，而且乡镇整体支付能力相对差，如果政府没有一部分资金投入，我们不敢做。”文一波说。

　　 资金渠道打通后，污水处理费怎么降下来呢？

　　 与大中城市污水相比，乡镇污水所含的生活污水比例大，且污水量小、污染物浓度变化系数大；运营方面，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点多、面广、规模小，专业人员也相对缺乏。如果照搬城市污水处理工艺和运作模式，不仅操作复杂、设施维护困难等，更重要的是，都会指向一个结果：高企的运营成本，项目最终难以为继。

　　 文一波就城市污水设施的投资成本做了说明：由于标准高，10万-20万吨/日的城市污水厂投资成本在1500元/吨左右，5万吨/日的污水厂投资成本为1500-2000元/吨，1万吨/日的投资成本为3000元/吨左右，如果日处理能力1000吨左右，吨投资成本可能达到五六千块钱，而长沙县的项目，分布在18个乡镇，最大设施规模不过8200吨/日，最小的只有300吨/日，如果照搬城市工艺，所有设施都配齐专业的运营人员，吨处理成本将远高于城市。

　　 针对乡镇污水的特点，长沙项目在技术路线上选择了桑德自主研发的“SMART小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其核心的“生物转盘技术”最早诞生于德国，1970年代引进中国，被认为是小型污水厂的最佳处理技术之一，比如，在瑞士，规模小于1000人口的小型污水处理厂中近50%采用了生物转盘技术。这种工艺减少了占地面积，降低了近50%的能耗，基本不需要添加药，只是处理后水质标准较城市工艺略低。

　　 在运营模式上，则是18个项目集中捆绑，建设运营一起打包，采用统一处理技术，并在其中的黄花镇污水处理厂设立了控制平台，通过视频和数据监控，用一个平台控制所有项目，这样，每个设施点只需配备一名日常维护人员，其他技术人员均集中到总控平台，万惠明将整个项目的运作比喻为肯德基(微博)、麦当劳(微博)等快餐连锁店，前台运维，后台集中管控。

　　 “技术路线和运营模式的改良，最见效的就是成本降低，长沙项目包含投资的全成本大概是1.4元－1.5元/吨水左右，按照传统城市污水的模式，成本肯定贵得吓人。”文一波说。

　　 因此，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桑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运营污水处理设施，收取处理费。长沙项目中，运营前期主要由政府买单，逐步会转变为向最终用户收费。由于未来现金流比较稳定，项目前期的投资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

　　 在业内，一个项目自有资金只要达到20％-30％，就能通过财务杠杆撬动项目运作。据桑德内部测算，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10%左右。

　　 复制性待考

　　 按照文一波的设想，桑德国际将以县或市为区域单元，采用“长沙模式”，建造多个项目群，实现“连片整治”。中国共有建制乡镇近2.5万个，目前仅有不足3%的乡镇污水得到处理。

　　 但是，长沙县仍只是少见的案例之一。文一波坦率地说，具备开展污水处理的县镇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地方财政基础雄厚；供水一体化，完善污水处理的收费机制；政府重视以及县镇两级架构之间的协调。

　　 长沙县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列18位，作为省会长沙市的郊区县，乡镇污水的处理有其客观的迫切性，但相当部分的县镇既缺乏重视，也不具备相应的雄厚财力。在污水处理费的收取方面，前期主要由长沙县政府支付，按照万惠明的设想，要向乡镇民众收取象征性的费用，培养付费意识，未来将处理费与自来水价实现打包，但是，未来收费究竟能否顺畅，依然有待于检验。

　　 由于乡镇污水“捆绑”治理，牵涉县镇两级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事务就尤显复杂。长沙模式的其中一条成功经验，就在于将县级政府作为接口的界面，县级财政作为唯一的支付单位。县级政府集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于一体，成为承担“特许经营协议”行政责任主体的最佳选择，同时，可以弥补各乡镇之间存在的财政差异，成为企业主体与乡镇居民之间的“调节池”。

　　 小镇治污

　　 事实上，长沙项目建设阶段的顺利推进，完全有赖于长沙县委、县政府主事者的强力主导，将此明确为乡镇的“一把手工程”，单个企业是无力推进连片整治的。“如果乡镇为主体，他自己独立的小型项目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一个镇又不可能去协调另外一个镇，只有以县为主体才可以做行政的协调，县里面还能出鼓励政策，到最后，县的整体环境受益，乡镇负担轻了，我们企业得到了规模效应。”文一波说，“不过，签协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汇签合同，让这些部门一开始就进入项目，做好沟通，防止启动收费的时候，有关部门没有预备而无法支付。”

　　 在万惠明看来，“长沙模式”其实并不只适合富裕的地区，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复制性，而且，结合长沙县的实践，可以进一步控制成本。“长沙模式”的投资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设备投资、厂区用地和管网建设。其中，设备投资由污水处理量决定的，降低的余地有限，但是，厂区用地和管网建设则有压缩空间。

　　 “十年前，中国城市污水处理的处理率不过10%，一眨眼就到了现在的70%，全世界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来，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快，现在乡镇污水处理率不到3%，十年之后我个人预计可能会到50%，未来十年，我们会迎来乡镇污水处理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文一波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