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全国“两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人不应该抵制茅台，他认为，“政府部门和个人都是消费群体的一部分”，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

　　栗战书代表这番为茅台背书的发言有一个大背景，即茅台酒消费往往跟“三公”消费，跟公款大吃大喝联系在一起。就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有一位政协委员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

　　茅台是贵州的骄傲。无论是交纳税收、拉动就业，还是品牌的影响力，茅台对于贵州而言，意义都是不同寻常。栗战书代表作为主政贵州的官员，发言力挺茅台酒消费，支持地方名牌的发展，自是不难理解。

　　其实，将茅台与公款腐败联系在一起，并非始于今日。就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上海地方“两会”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其理由在于，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而国家明文规定，公款禁买奢侈品。

　　那么，公款消费茅台酒究竟是否合适，抵制奢靡“三公”消费时剑指茅台又是否合适？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栗战书代表的这番言论做出评价。观察舆情可以发现，有两种声音几乎同样响亮：一种是，禁茅台入公款消费用处不大；另一种是，要让“禁公款喝茅台”的声音更响亮起来。

　　这些声音很有意思，可谓是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公务人员公款消费中，茅台的消费量是相当之大的。一些官员的“官车”后备箱里，总是备着几瓶茅台，以供不时之需。否认这些事实，即是对公款乱消费的乱象缺少基本认知。

　　应当说，禁茅台入公款消费的呼吁，出发点是明确的。在呼吁者看来，若没有强力的规范，茅台的公款消费问题定然无解。这样的呼声当然也不无道理，即便如栗战书代表所称的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那这种“无可非议”亦只能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确实，有多少应酬非要喝昂贵的茅台酒不行？是礼仪之需还是别的特别需求？显然，茅台酒等高档饮品不是一般公务消费的必需品，即便不禁止政府采购，也当严格控制采购。

　　现实情形又是如何呢？有的部门用公款购买了茅台用于吃喝，对方开出的发票却是其他用品。这是为什么有人称禁茅台入公款消费用处不大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抵制“三公”乱消费，拿茅台当靶子，虽然方向瞄准了，打出去却可能无力。在这里，茅台不过是个符号而已。茅台禁了，可以换成五粮液，五粮液禁了，还可以换成别的高价洋烟洋酒——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盯着茅台说事，无异于隔靴搔痒。

　　说白了，诸多代表、委员们争相上交议案、提案向茅台开炮，“醉翁之意”又岂只在酒，又岂只在茅台？制度的软约束、权力的软约束，才是问题的关键。谁都知道，管束公款消费最根本的在于两条，第一是公开透明，第二是民主监督。但直到今天，在“三公”消费问题引发太多民怨的今天，透明也好，监督也罢，都仍是没能实现的目标。某种意义上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仍在紧盯着茅台说事，也着实是在催促“三公”消费问题的解决能有更快的进展。茅台本是好酒，是一个好品牌，硬是与腐败浪费牵扯在一起，多少令人遗憾。

　　记得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全国“两会”前夕回答网友问题时曾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这个讲话令人很有期待。多个中央部委2010年财政决算中的“三公”支出去年也相继公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三公”消费犹如当下许多中国难题的缩影，问题的解决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