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两会期间透露，目前房产税等试点改革正探索如何扩大范围问题，北京今年有望展开房产税试点。同时，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呼吁房产税可全国推广。

　　当前政府在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时，又推动新税试点，给人以民生投入是否加重居民税负之疑。坦率而言，该担忧虽现实但无可厚非。这既是政府与纳税人间的一场趋势互动之正当利益博弈，也是现有财政预算体制下政府寻求利益最大化之务实方案。纵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使命，但把政府超然为无自利诉求的透明实体则缺乏常识。毕竟，民生投入并非飞天之物，而是要么需政府调整预算支出，要么增加居民税负满足增量支出。

　　在扩大房产税试点上，继续强调房产税调节收入、房价等正当性理据，一则伤害税的中性原则，扭曲税实为纳税人购买公共服务之本质，一则房产税(哪怕是级差税率)也无法真正担当起调节收入分配之职能。如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混淆了社会公平与平均主义概念，即收入分配上的社会公平是基于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公平，用税调节收入分配将导致财富增长过程的激励不相容，因为税收调节是基于结果。之于房产税调控楼市则更为牵强。房产税试点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通过房产税在局部和小范围的试点，逐渐向全国和所有住房持有人开征，因为房产税本质是财产税。这意味着房产税绝不会仅针对高端住宅，因此用房产税调控楼市就站不住脚。何况，房产税会提高财产持有成本，在交易性主导的房市下，其无疑类似于增值税具有成本传导效应。

　　当然，房产税的试点和推广，无疑有助于矫正中国过度依赖间接税主导的税制结构，逐渐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导。毕竟，目前中国70%以上的税收来自间接税，过高的间接税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牵制是突出的；同时间接税主导的税制结构，不利于培育纳税人意识和构建财政预算收支激励相容机制，如在纳税主体并非真正税负承担主体下，间接税主导使政府财政来源缺乏纳税主体的约束。

　　不过，问题的关键是试点房产税与推动税制结构转型的逻辑传承关系问题。正所谓不破不立，在以间接税主导的税制结构知易行难下，贸然推广房产税或将是再度加重纳税人税负，从而进一步牵制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试点推广房地产税需与税制改革相互配套推进为宜。

　　具体而言，首先需进一步明晰土地市场的地租与税费的主体资格，避免税与地租混杂。理论上讲，获取地租反映的是政府的市场主体身份，而征收房产税是政府基于公共职能之收入，政府同时获取税与地租是基于不同的主体身份。但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之身份混杂，无疑引发利益输送之嫌。即基于房产税税基是土地级差地租的增值收益，那么政府存在控制土地供应推高地租，以增加房产税收入之利益冲突。因此，试点开征房产税当以政府退出土地一级市场为前提，如对征收征用农村土地实行同价同权，或直接允许农民入市交易，又如为各种小产权房等正名。同时，房产税试点若权作是推动税制改革之尝试，那么试点房产税前就需整合在土地和房产中的流转税，以取消土地增值税等流转税，并把其转移到即将开征的房产税中，避免重复计征。

　　其次，当以整体推动税制改革为开征房产税的必要条件，即逐渐降低增值税等税率，甚至取消部分流转税，并开征房产税、资本利得税以及遗产与赠予税等直接税。我们认为，房产税等开征可与间接税调整同步进行，以体现结构性减税理念主导下的税制结构调整。否则，把两者割裂开来，最终将是结构性增税，加重经济社会的税负和交易成本。

　　由此可见，当前试点房产税不应是政府寻找新税源，而是结构性减税和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房产税不会也不能移植调节收入分配等社会正义之功能，从而混淆了税收原理和财政预算科学概念，因为调节收入和增加公共服务的是财政预算机制问题，而非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