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从山东来北京打工的家政阿姨马玉清这几天正跟丈夫闹别扭。原因很简单，在一家小公司做修理工的丈夫前几天花160多元买了条长裤。

　　马玉清有些心疼。他们夫妻二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5000元。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扣去租房和吃喝用的花销每个月基本剩不下钱，有时候还找父母要钱。

　　马玉清有个梦想，三口人攒钱在燕郊买个房子。

　　“哪怕二三十平方米也行啊，至少是个家。”马玉清说。

　　她是住家保姆，吃住基本没有花费。但为了这个梦想，马玉清努力节省一切能节省的开支。丈夫160多元的长裤，对她来说，就是不能接受的奢侈品。她的衣服大多在50元以下。商场只能逛逛，饱饱眼福。至于看电影等文化方面的消费，更是想都不要想。旅游？马玉清一脸茫然说：“没那个闲钱，也没想过。”

　　马玉清一家的消费状况不是特例。在她工作的同一个小区，月入7000多元的白领李静花钱也很谨慎。丈夫月工资6000多元，两个人的收入水平在北京算中等。四岁的女儿每月幼儿园学费2600元，再加上钢琴班800元，保姆2400元，养车2000元，去掉这些硬性的大笔开支，再加上吃穿用的开销，所剩并不多。李静不可缺少的化妆品也从结婚前的雅诗兰黛等大品牌变成了价格低许多的二线品牌。商场最近她逛得也少了，因为从淘宝网(微博)上买东西能节省不少。

　　像李静和马玉清这样压缩开支的中低收入者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一个头疼问题——内需的持续不振，这正使高速飞驰了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列车面临动力不足的危险。

　　贫富差距过大抑制内需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至于直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根据学者计算，也早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已经突破了0.5。事实上，这个结果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测算出来的。如果考虑到数据的部分缺失、大量灰色收入未被计入，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可能更加惊人。

　　贫富差距悬殊的后果之一就是内需被极大地抑制。主流消费群体——有着巨大消费需求的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受到限制。2010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在35%左右。而同期，美国为70%左右，印度为50%以上。从消费结构上看，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和41.1%，与前几年相比下降缓慢。2010年中国文化消费占GDP比重仅为2.5%。这说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消费仅仅只是满足衣食的低端消费。

　　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这部分人群在收入增长的时候，用于消费的比重会下降。同时，高收入人群国外消费的行为日益普遍。大部分有消费需求的人群缺乏消费能力，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有限，反映在宏观上，就体现为消费不足、内需不振。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消费主体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成为影响和制约消费释放的重要因素。

　　国内消费能否得到足够释放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过去，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辆拉动经济发展的“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被过度倚重，消费则被轻忽。近几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整体萎靡，国际市场萎缩，中国延续多年的投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消费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根据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中国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中国广袤的农村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2009年，中国7亿农民的消费在35%的居民消费率中只有8.36个百分点。随着城乡一体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部分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是惊人的。

　　内需不足正在倒逼中国踟蹰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如果因为受阻于既得利益群体而迟迟不能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有大的突破，必然导致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消费潜力无法释放，内需不足，就无法为经济列车提供持续的、足够的动力。这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降低。

　　守着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坐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趋缓，无异于“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对富人和穷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民富优先，释放消费潜力

　　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必要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2012年工作的重点。

　　根据学者的研究，未来五年，如果能够初步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目标，即最终消费率由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35%提高到45%左右，实现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8%的增长就有了重要支撑。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顺利完成这一转型？

　　扩大消费的前提在于民富，民富的途径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迟福林指出，过去国富优先的发展模式过度追求GDP的增长。当前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以“藏富于民”。

　　所谓“民富优先”，主体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重点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目标是以民富带来国富。

　　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1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居民收入跑赢GDP这一目标在开局之年未能实现。而与其同时，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增加居民消费，有两个条件必须具备。首先是居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所占的比例要逐步上升，其次是居民总体收入要上升，内部收入差距要缩小。现实来看，要实现这两个条件困难较大。

　　根据发改委之前提出的思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提低、扩中、调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主攻方向应放在“提低”上。因为这部分人群数量巨大，其收入提升后对于增加消费效果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分析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几年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涉及很多利益关系的调整。无论是垄断行业收入还是各种名义的灰色收入，要改革就必然触及众多利益既得者。

　　由此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下一步能否顺利进行、中国能否顺利从国富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变到民富优先，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这其中包括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也包括官员财产公开、规范灰色收入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建设。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腐败和体制的不健全是导致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他特别强调，收入分配中最大的不公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带来的。许多低收入者往往难以享受到社保，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

　　“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强调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社保制度为例，目前尽管尚不完善，但进展较快，覆盖人数在迅速增加。

　　和做大蛋糕相比，分好蛋糕更需要智慧。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助于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各方。内需不足的倒逼或将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克服种种阻力，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