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雁冰 纪佳鹏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项部署。

　　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在2010年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改变过度投资、严重依赖出口、收入分配不公平、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下降等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又决定着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

　　如何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解决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对于迟迟没有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福林认为现在“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

　　改革突破在收入分配

　　《21世纪》：这次两会你带来两个提案：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方案改革和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这两个提案的背景是什么？

　　迟福林：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经济转型的问题，越来越感觉到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转型当中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的比较慢，大家的消费能力和经济转型有明显的不匹配。这就和分配制度不合理直接相关。

　　第二个是大家的消费预期不好。尽管这些年改善民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老百姓对于福利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某些方面存在负福利现象，大家还有所担心，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消费需求在上涨，但是由于消费预期的制约，有点钱还是愿意存起来，为了未来的消费做积累。

　　这两个情况就说明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再没有突破的话，我们所谓的以消费为主导就缺少最基本的条件。

　　我从最早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案，就是希望中国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能实现，必须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突破。如果本届政府再不出台，经济转型这个问题则很难破题，社会对改革是会很失望的。

　　《21世纪》：你认为当前改革最迫切的领域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对当前改革的判断，到底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利益关系失衡，比如说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比如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比如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比如城市和农村。

　　大家经常讲利益集团不愿意改革，既不想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又不想继续改革创造公平发展的环境，所以利益关系失衡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有人问，改革的突破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就是收入分配。

　　未来几年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新改革的突破口有助于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有利于解决所谓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些问题。

　　国企分红比例过低

　　企业收入分配具体要如何进行改革？

　　迟福林：首先要明确国企到底是干什么的，国企应该从一般竞争领域当中退出，主要集中于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国有企业的投资应该有明确的界定。但现实是，很多地王都是国有企业干的，与民争利。

　　涉及到分类管理，国资委应对竞争性国有资产进行管理，那公益性国企的管理归谁？我认为应该纳入到财政预算里面去。

　　在分类管理的情况下，哪些企业是以利润指标为主的，哪些企业是以公益性目标为主的，要用不同的考核机制，引导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21世纪》：国有企业的高薪酬导致了各个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不平衡，主管部门设计薪酬体系限制，但是限制的结果反倒使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迟福林：这些年国有企业收入分红上缴比例很低，从5%逐步到10%。很多国有企业是垄断性的，利润高，还有一些资源性的，难免造成国有企业与其他行业间分配严重失衡。目前的收入分红比例太低，可以再提高15%-20%。

　　《21世纪》：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应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但从企业承受角度讲，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也成为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应该如何平衡？

　　迟福林：企业希望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但是恐怕中国低人工成本的时代成为历史了。总体上中国还是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比如大量的流动人口、农村转移人口。

　　但现在我们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成本提高迫使中国经济调整结构，迫使企业改变生产结构，提高企业的技术贡献率，迫使企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因素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劳动力成本提高有一定必然性。劳动力成本提高，不应仅仅看成是企业的负担，更应作为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这样才能跟整个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

　　当然要注意劳动力成本提高是逐步的过程，如果搞的太快、“运动式”就有问题了。

　　《21世纪》：收入分配改革某些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重要因素。面对关键领域比如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这些垄断

　　财产公开从官员做起

　　《21世纪》：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工资制度日渐形同虚设，具体要如何保证劳动者同工同酬、收入公平等问题？

　　迟福林：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形成一套制度，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初次分配领域关于工资的协商、谈判制度建立是基础，这种基础的建立对于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决定性影响。

　　这几年国民收入格局里劳动报酬的比重太低，而企业的收益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储蓄率不断上升，真正的储蓄率大部分是企业贡献的而不是劳动者。背后是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者如何去分配。

　　《21世纪》：全总力推工资集体协商，包括让企业建立工会，这种方式能否真正解决初次分配？

　　迟福林：全总推集体协商至少是一件好事情，说明它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问题是，在起步过程中面临工会的改革和自身建设的问题，代表能否通过协商谈判反映职工利益，这个很敏感。

　　《21世纪》：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除了提高收入以外，还要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去年刚调整过个税起征点，短期内财税方面还有哪些改革可以推动？

　　迟福林：起征点调整对中低收入者有一定帮助，但是我认为还不够，财税体制还有改革的空间。此外就是对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对于劳动者自己创办的个体企业还有很多结构性的缴税。我国财政收入增度太快，增值税比例、税率也有调整的空间，这样有利于提高职工收入水平，这几者结合能起到综合性的作用。

　　《21世纪》：财产公开能否对部分高收入人群有制约或者说调控的作用？

　　迟福林：财产公开不仅是对高收入者，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财产公开是个基础性制度，财产有透明度，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数。现在说灰色收入很多，腐败很严重，财产公开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础。

　　第二，财产公开以后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在税收不完善的情况下，财产不公开，调节收入分配的难度很大。

　　第三，财产公开不仅对穷人，对富人也很有利，因为对制度的不确定性，富人有了钱就想往国外跑，财产公开以后，该交多少，该留多少，公开的同时财产得到了保护。

　　很多国家的案例证明了，越公开的地方越稳定，高收入者的财产权得到了保护，而财产不公开，收入秩序混乱，担心财产的未来，相反是不稳定的。

　　《21世纪》：之前有一些地方小范围的试点过财产公开，但是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迟福林：因为财产公开不是局部问题，是全局问题，而且必须从政府官员开始做起，必须把财产公开作为基础制度，不能做临时性措施，也不能做短期安排。

　　到了做决断的时候

　　《21世纪》：收入分配改革中，应如何看待政府的角色，哪些方面政府应该出手，哪些方面应该少管一点？

　　迟福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应怎样看待利益关系的失衡，政府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只做大GDP。

　　政府要在改变自身利益倾向上有所作为。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部门利益、行业利益越来越突出，而解决这些利益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利益要得到约束，使得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有了这个身份才敢于动刀子，在平衡利益关系上充当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才有资格去领导、推动这场改革。

　　《21世纪》：收入分配改革呼吁这么多年出不来，最关键的原因在哪？

　　迟福林：最关键是政府的决心和魄力，现在到了做决断的时候。

　　这种决心和魄力要基于对收入分配牵动转型发展全局的客观、充分估计，需要政府把短期的问题和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把现象和结构性的问题结合起来。

　　战略转型时期，政府如果只注重短期不注重中长期，只注重于一般的调整而不注重结构性转型和改革，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面临问题。判断不到位的话，小打小闹很难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