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雁冰

　　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改革的期待和呼声也由此日渐高涨。

　　但现在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具体的改革路径、方向怎么走？先从那个领域开始？目前仍缺乏共识。

　　具备现代市场经济雏形的中国经济体系，交织着各方复杂的经济力量，中国未来要推动改革，必须寻找突破口。

　　在华生看来，随着改革的推进，各方的认知诉求也越来越多，改革需要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形成共识，目标应逐渐明晰化，才有前进的可能。而在众多亟待启动的改革领域中，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是最基础和相对最容易的一仗，可为突破口。

　　2011年11月，华生为首的经济学家凭借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价格双轨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创新性制度安排，实现了生产资料价格形成机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推动了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形成，降低了体制转换的成本。

　　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1世纪》：你如何看待20年前小平南巡对此后改革的影响？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与20年前的局面相比有哪些变化？下一步的改革应如何推进？

　　华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一个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邓小平当时代表了文革之后党内主导性的一个力量，就是中国要走向开放，改变原来的体制，而且基本上认准了要走市场经济这个方向，以经济改革引领其他改革。

　　我认为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当时在经济比较落后，利益还没有分化的情况下，斗来斗去是斗不出什么好结果来的，强调经济改革，而且是以市场化为方向，正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核心。这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基本上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是跟当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央确立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不可分割的，这要高度肯定。

　　在这里面，起核心作用的当然是邓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党内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而且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方面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也为各个方面都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经济的贫困、财政的拮据，通过短短的十几年改革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那个时候坚定改革的信心和确立方向有很大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向市场化的转型，从经济方面来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困的时候主要是解决吃饭的问题，现在基本的贫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中产阶级也开始成长了，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社会要解决的矛盾也不一样了。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产生了分化，跟过去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在一个体制内吃饭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怎样进一步向前发展，这确实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

　　《21世纪》：今天中国下一步改革需要什么条件？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华生：改革是要有共识的，包括体制外面的人、体制内部的人，大家形成共识才有向前走的可能。

　　我们看到当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各种要求的出现，大家在批评现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很多要求是相互冲突的。现在随便找哪一个领域，从收入分配也好，从住房也好，包括资本市场也好，对现状不满意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解决的药方可能正好相反。比如，资本市场，有人说应该放开来让大家都上，这样就没问题了；有人正好相反，说应该一个都不准上，先把新股发行停住。

　　中国要跳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显然现在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因为搞得不好就像拉美国家，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各种利益矛盾互斗，最后都不能自拔。可以看出，现在这个阶段上，之所以那么多国家陷到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就是这个阶段的各个社会阶层的要求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的，这是真正的难题。并非说只有一个敌人，把这个敌人打倒了，一切都进步了。

　　《21世纪》：在这种利益分化的情况之下，是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顶层设计”？有人觉得当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就是一个顶层设计，只不过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华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方向，你也可以说是顶层设计，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规划，换什么词都没关系，当时计划经济的基础刚刚松动，提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是个大概念。

　　从计划经济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都是国家管制是不对的，效率太差，缺乏动力，不能再搞计划经济，这就有共识。往市场经济走，从远处模糊地看，这个大体方向在当时大家是同意的。

　　但是当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真正走近了，这个方向就不清楚了。今天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没有人能把这个定义说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有分歧的。比如说现在政府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央企的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一些人讲市场经济就是国企应该私有化，美国、西方就是市场经济的样本，不要自己另搞一套。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形容词的矛盾，现在应当打开窗子说亮话，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西方

　　这两个词是通用的。

　　这样就遇到一个新问题，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内涵定义需要怎样与时俱进，需要不断细化目标是什么，否则的话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社会的要求互相冲突，社会改革就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同时，随着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活要求，政治上的要求也开始提出来了。现在城市中产阶级政治要求越来越多，富起来了的企业家、资本家阶层的政治要求更强烈，这是新的挑战。

　　归纳起来讲，第一，原来确定的市场改革目标，过去只是一个大体的方向上的一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很多东西要求越来越明晰化，而明晰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大家的认知诉求是非常不同的。

　　第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议题开始提出来了。虽然未必是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已经不能回避。经济改革搞了20年还没有搞完，政治体制改革至少也得有个若干年的目标吧？大家对十八大的期待就是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面面对的态度，并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至少是一个模糊的方向和思路。

　　今天面临的都是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回避了。而且老问题、本来明确的问题今天也不好解决了。举个例子，市场经济中价格要能够反映需求、带来资源配置的优化，而现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水电油气价格是管制的。最典型的是电价，计划经济时代一度电两毛，如今所有的东西都涨了十倍甚至百倍以上，但电价仅涨了两倍多。显然这个电价不是需要提一分钱两分钱的问题，如果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东西最终落实到市场经济的话，电价恐怕要翻好多倍。一旦如此，阻力未必是政府，可能是许多企业和我们普通老百姓。

　　现在连最简单的基础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都做不到、不能做，绝不简单是因为政府的顽固，也不是因为某一个既得利益者，而是复杂的利益关系。当然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分歧就更大了。

　　价格改革是突破口

　　《21世纪》：关于价格改革，其实也有一些基本的方案，比如说天然气、石油或者电价，本来也说最低收入的补贴，中间阶层的该提还是提，高耗能企业要有惩罚措施，但是好像没有魄力推进。

　　华生：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没有魄力，但政府如果铁了心要干也是可以的。把社会力量集中起来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呢？

　　但是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力量不太好集中，因为这么做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包括激起很多老百姓的反感，乃至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像这样的改革还没做，反对声就很大了。

　　《21世纪》：当时国企改革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和阻力，但是还是一如既往地推下来了。

　　华生：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难但不是说不能做了。但当时政府的力量和权威可比今天强大得多，社会上特别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形不成大的社会风潮。今天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所以要凝聚共识，就是大家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社会利益分化、共识分散的时候，现在要想向前推进，必须把共识凝聚起来，从共识最多的地方开始起步，否则什么也做不了。

　　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以及经济改革中关于所有制的更难，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些难的，因为这些共识更差了，我们先讲大家有共识的这一块。

　　刚才我们提到提电价也就是产品价格这一块难度很大，我为什么先讲这个？我们常看到媒体上谈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谈得很热闹。尤其是利率市场化，说得很急迫。但从逻辑上来说，在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的时候，汇率自由兑换问题一定是很大的，价格都是扭曲的，你的汇率自由了有什么用呢？汇率市场化的逻辑前提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同时更进一步，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前提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如果产品价格本身就是错的，你的利率市场化了又怎么样，你的资本流动配置可能就全错了。因为产品价格引导要素流动，市场配置资金的时候如果基础产品的价格本身是不对的，资本市场的配置就正确不了，所以前提首先是基础产品的价格得反映市场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

　　从这一逻辑推下来，现在或至少十八大后要集中力量来干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要解决关键性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市场化，先把力量集中到这儿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下面才能有要素的市场化，才能有汇率的市场化。但是现在一波人去讨论利率，一波人去讨论汇率，这样下不了决心。下不了决心不但在于它本身面临的复杂性，还在于逻辑关系在里面。

　　收入分配改革还没有共识

　　《21世纪》：也有人认为现在比如医保社保、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更紧迫。

　　华生：医保等这些改革我们也应该推进。但是从经济改革而言，你要抓主要矛盾的话，我想首先是资源能源价格。要素价格改革则要从土地入手，那是另一项意义重大、难度也大的改革攻坚，只能另外去说。我们需要明白，如果连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都不是市场化的，何谈市场经济？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并不小，要做这件事情是挺难的。但是这个不去做，我们的报告里面讲再多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等等，全是空话，因为转变不了发展方式。你用低价补贴人家消耗能源资源、污染环境，还转变什么发展方式？

　　所以在我来看，十二五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第一仗，能源资源税改革，应当被放在第一位。从逻辑上来说是最基础和相对最容易的一仗，但是也是很艰难的一仗。市场经济首先就是产品价格，基础产品价格都没市场化，还谈什么深化、要素、体系，都谈不上。所以要转变发展方式，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步要先从这儿做起。

　　而财税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就更难了。现在很多人说的那些东西都不着边，自己讲的东西也相互矛盾，有关部门也并没真正理解更没有抓住问题所在，这样尽管年年嚷嚷，但谈不上起步推进。

　　《21世纪》：你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关键问题在哪儿？

　　华生：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在于首先你想干什么，不同的人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几年一线工人、服务人员工资提高得很快，每年20%以上的增速，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劳动成本迅速上升。国家有关部门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说，不能在讲收入分配的时候就说大家的收入增长太慢，收入太低，而在讲企业困难的时候就说劳动成本上升太快，这两个只能有一个对的，这两个不可能同时都成立。不能在不同的场合，证明这个观点时就这么说，说明那个观点时就那么说。

　　收入分配改革到底要改什么，核心问题是什么？要对哪个群体先开刀？现在认识混乱、没有共识。

　　《21世纪》：财税制度改革也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分税制实行十几年以后。财税的改革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华生：财税制度从总体上来说要对财政税收制度做大的调整。现在不规范的非税收入占了太大的一块，从规范化的角度非税收入要去掉，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非税收入里面最主要的是土地收入，这就要给财税体系动大手术。这几年地方越来越靠土地财政，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要改变的方向。土地财政把国家的财税体制搞乱了，把收入分配搞乱了，改变土地财政要中央下大决心。关于税收制度主要是面临着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那也是一篇大文章，还完全没有开篇。

　　从财政来说我们现在的财政再分配制度是加剧不平等的，是把从社会上用财税手段拿来的资源向少数体制内和城市户籍人口倾斜的制度。医疗资源倾斜给体制内的人，土地和资金倾斜给城市户籍人口，这都要做大的调整，但显然都绝非易事。

　　所以，今天的改革到了确实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时候了，混着往前走是不行的，只看到表面和细枝末节问题就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也没有出路。中国未来的机会很大，关键看我们如何判断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