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午

　　为中国设计改革路径引争议

　　在中国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时，把改革的分歧推上台面的却是一个来自美国财经界的大佬。

　　他叫罗伯特·佐利克。

　　多年前，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他在一场“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前瞻性地定位美中互为“利益相关者”。

　　现在，他和他在世界银行的同事们正把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然而，围绕这场改革的争议，才刚刚开始。

　　改革之争

　　2月28日上午，世界银行位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成为关于中国改革争论的焦点所在。

　　杜建国—— 一名有备而来的独立学者，闯入佐利克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现场演讲抗议，散发宣传材料，并高呼“世界银行的报告对中国是一剂毒药。”

　　这位独立学者指出，世界银行报告中建议中国采取的改革措施，如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非但不会有益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反而会造成极大危害。

　　“改革”这个关键词成为杜建国“单挑”佐利克的起因，并随即引发业界的热烈讨论。

　　在这场记者会召开的前一天，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旨在为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提供建议。在世界银行给《中国经营报》记者发送的邮件中，标题这样写到——“中国：走向2030年需要调整战略”。

　　对国有企业和银行进行改革是世界银行给中国开出的最关键“药方”。该报告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破除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

　　这剂“药方”不禁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曾经采取的“休克疗法” 。杜建国在现场对记者说，美国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的经济，中国绝不能重复俄罗斯的老路。

　　这一言论仿佛一条导火索，各界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之路的争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对本报记者表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现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很严重，打破国企垄断，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改革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经济需要五种资源：货币资源，实物资源(如矿产、能源)，物流资源(如铁路、民航)，信息资源和自然资源等。现在这五种资源都由国家垄断，这就造成社会利润不能平均化，并伴随贪腐、低效率严重，这种状况必须要改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

　　在政府内部，对于此份报告的建议也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态度。据悉，在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时，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然而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资系统的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贸然放开相关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反而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风险。

　　眼下正当中国改革蹒跚前行之时，佐利克似乎正在扮演外来推进者的角色。

　　佐利克说，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提升民营部门的竞争力，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借此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形成。

　　这些也正是中国决策层当前正在思考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自今年2月以来，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及民营经济破除“玻璃门”，进入垄断行业的必要性。但目前看起来仍是“雷声大，雨点小”，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相关落实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总裁王晶对本报记者说：“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要靠科技和改革，科技创新必须依靠高科技民营企业，但是目前企业的经营环境出现恶化的迹象，必须从投融资体制上进行改革。”

　　面对这份报告所产生的争议，佐利克不失风度地说：“不能期望中国发生大爆炸式的改革。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来看，循序渐进一直是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式。”

　　这位长期游走于世界政坛的美国人直言，中国新的改革过程会像上一轮一样，先从地方开始，然后再行推广。而此次世界银行报告的前瞻时间为2030年，周期还很长，但改革的先后顺序取决于中国决策层自己的判断。

　　“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国，决策由中国自己做出。”佐利克说。

　　呼唤顶层设计

　　在18个月前，世界银行构想了这一中长期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批示，最终由财政部牵头，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了报告。

　　这份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及社会的作用。

　　同时，该报告也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佐利克强调说：“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 30 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一份对于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报告却出自于一家国际机构颇耐人寻味。事实上，这也正反映出中国改革目前的尴尬局面。

　　“缺乏顶层设计、难以达成共识、改革动力不足，这些都显示改革正进入‘深水区’， 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单纯依靠国内的力量已难以推进深层次改革，这也是国际机构参与研究中国改革议题的大背景。”一位接近高层的智囊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关键节点上都会有外界力量的出现，如‘巴山轮会议’和‘莫干山会议’，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外国学者参与其中讨论，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庄健说。

　　1985年9月初，在一艘名为“巴山轮”的客轮上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多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这次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使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给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结论 。“巴山轮会议”的相关建议也成为之后中国改革的重要坐标。

　　而在1984年由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莫干山发起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拿出了七份务实的解决方案，提出的“价格改革两种思路”为决策层提供了改革参照。

　　“亚开行也正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撰写一份关于2030年中国战略研究的报告，预计在今年年中发布。其中，关于改革的研究和建议会在报告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庄健说。

　　在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看来，中国大约每十年会出现一个较为系统的改革文件，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

　　“‘十二五’总体规划关于改革本身的规划并不具体，预计2013年也会有一个系统性改革文件出台。”他说。

　　但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首次提出“改革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概念。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希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 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目标，更寄望下一次召开的三中全会出台一个详细的改革实施方案。

　　“目前改革的难点正在于顶层设计。”庄健说。

　　影响有限

　　即使没有发布会上这段“突发”的小插曲，此次中国之行也会令佐利克难忘，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以世界银行行长的身份访华。此前，佐利克已经明确宣布将在今年6月卸任，并表示不再寻求连任。

　　在2月28日的记者会上，佐利克对继任者问题未做详细透露。

　　眼下，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明确发声，要求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世袭”的现状。按照流程，世界银行需要在4月之前确定新行长人选，自成立以来，美国国籍似乎成了世界银行行长的一个潜在标准，美国也宣称已经递交候选名单。

　　在日前于墨西哥城召开的G20财长会议期间，“金砖五国”财政部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了有关世界银行行长的竞选问题，一致认为世行行长的招聘应面向全世界所有国家。

　　1945年成立的世界银行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和赠款扶持其发展为主要职能。自问世以来，世界银行屡屡因立场问题而受到质疑，不少非政府组织和学者曾批评，世行代表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施行有利于其自身的经济政策，其表现为使用各种结构性措施削弱受贷国家政府调控作用。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向本报记者表示，几十年前世界银行的作用至关重要，但现在地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当时国际间资本流动非常少，如果它向某个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是一笔很大的金额，但现在一个IPO都可能实现这样规模的融资。

　　“世行更多还是扮演一个国际智库的角色，为许多国家提供政策建议，但对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实际的政策影响并不太大。”他说。

　　链接

　　“顶层设计”

　　源自一个工程学概念，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意在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改革要探究本因、追根溯源 。从全局出发且始终贯穿全局 ，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抓住主要工作，解决根本的民生问题。

　　世界银行与中国经济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和投资承诺超过500亿美元。从1997年至今世界银行研究团队针对中国经济发表了共计111篇报告。

　　1997年 发表《中国2020：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集中分析刺激内需政策的效果，提出影响政策未来成效的决定因素

　　2002年 发表《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

　　推荐了一个涉及政府间财政体制所有组成部分的综合性改革措施

　　2005年 发表《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分给谁》

　　提出健全的分红政策有利于提高由国企留存资金项目投资效率并利于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整体配置

　　2008年 发表《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评估》

　　建议实现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 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国内储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2010年 发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与全球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与全球金融危机》

　　讨论地方政府在为基建和社会服务进行可持续融资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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