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飙

　　 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观潮流，近年来动物保护主义在国内的影响日益增长，从吃狗肉习俗、流浪猫狗的境遇，到最近的熊胆问题，一个个热点被激活，而这次，归真堂则成为焦点。

　　 多元价值得以和平共存于一个社会，价值冲突不至于变成相互侵犯和强制，需要有一些规则来划定行为的边界，这些边界就是所谓的权利。但是在这一点上，围绕动物权利的争议似乎并未得以澄清；在支持归真堂的意见中，有一种认为，基于私人财产权的免受侵犯的原则，外人无权干涉取胆行为；这种意见并不切题，因为并没有人否认那些胆熊是归真堂的财产，遭到反对的只是胆熊主人对待它们的方式。

　　 这就涉及到了财产权的基本含义，财产权是一种排他权，它赋予了你按你的意志排除他人某些行为的能力，你拥有一头熊的意思是，你可以阻止他人对这头熊做任何事，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对这头熊做任何事，因为其他人也可能在这件事上拥有权利；比如我拥有一支香烟，我就能阻止他人在未经我允许时对它做任何事，但我并不能在任何场合点燃它，后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阻止别人在他附近点燃香烟。

　　 所以，主张者有义务证明：人们（包括取胆者自己）大都相信这样的行为会被阻止，而实际上它们通常也都被有效阻止了；依我看，这样的权利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尚不存在，实际上，任何新兴价值观所主张的权利是注定得不到经验支持的，熊胆制品需求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大量消费者并不十分介意取胆方式。

　　 但这并不是说持有新兴价值观的人只能放弃他们的主张，通过价值观的宣扬和传播，通过发动拒绝购买与合作等非强制性运动，他们完全可能在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将这种价值观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减少到微小程度，逼迫到边缘化的、自惭形秽的、见不得人的境地，那时候，他们便可骄傲的宣称，这种新型权利已经牢固确立了。

　　 然而，目前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所选择的，是一条根本上错误的道路：他们试图将非人类的动物确立为权利的主体，这就挑战了现有伦理体系的基础：只有人才是权利的合格主体；如此主张者或许并未理解到，该主张意味着我们的伦理体系同时需要承认动物拥有自由意志，从而有能力做出意思表达、订立契约、进行交易，并承担责任。

　　 如上所述，权利意味着主体可以凭其自由意志决定是否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假如“阻止取胆”不是人的而是熊的权利，那便意味着：首先，熊的意志是可以被了解的，其次，假如我理解了熊的意志表达，我就能够在求得他的同意之后取它的胆，正如我在求得旁人同意之后可以在他身边抽烟一样。

　　 尽管主张“动物权利”者未必理解了这层含义，但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已经滑入了这样的轨道：阻止取胆是因为熊会感到痛苦，而不是因为旁观的人会感到痛苦；这种论证不仅本身很荒谬，也无益于推动其主张，比如取胆者可能会这么回答：熊知道走进这个笼子会被取胆，但它为了吃到我手里这盆食物，还是进来了，这是笔公平交易。

　　 动物保护主义者需要认识到，这是一条死胡同，要推动他们的主张，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明确承认所谓“动物权利”实际上是人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