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咖啡渣制成的一根菌棒可以培植两茬菌菇、在河南艾滋病村建立手工作坊……“扶贫的目的，在于为贫困中的人们创造平等的机会，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尊重，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朱柄肇如此解释他的初衷

　　陈琳

　　沿着纸盒侧面的虚线剪个小口，在露出盒子的菌棒上用刀划一个“V”字，每天对着纸盒里的菌棒喷两次水，几周之后，就能收获一茬新鲜的菌菇。每次向人们介绍自家的公益新产品MuMu CoCo时，新加坡华裔朱柄肇的眼睛，就会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其实，很多人拿到这根包装精美的MuMu CoCo菌棒时，都会露出和朱柄肇类似的表情。通过简单的操作，每根MuMu CoCo能产出两茬菌菇，每茬一斤左右。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根小巧的菌棒，竟是用回收的咖啡渣拌上其他天然辅料制作而成的。随着MuMu CoCo的问世，朱柄肇和他创办的致力于扶贫的社会企业——欣耕工坊，也走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

　　咖啡渣里找机会

　　“我们一直在开发像MuMu CoCo这样的项目，希望为贫困、智障、残疾等弱势人群寻找平等的工作机会。”2007年注册成立的欣耕工坊，坐落在上海塘桥街道的社区办公楼中。用朱柄肇的话来说，作为一家扶贫企业，欣耕的项目旨在帮助弱势人群，因而其产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材料容易获得，成本低且环保无公害；操作较为简单，适合弱势群体的工作能力；同时，产品的附加值必须高，在市场上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考虑到这几样因素，朱柄肇对咖啡渣这种东西“一见钟情”。

　　“每制作一杯350毫升的现磨咖啡，就会产生20克咖啡渣。”朱柄肇介绍说，截至去年年底，上海的星巴克(微博)门店已有130余家，香啡缤的门店30多家，各类跨国公司和机构上千家。这些场所在为顾客和员工不断提供现磨咖啡的同时，也产生了巨量的咖啡渣。

　　“决定制造菌棒之前，我们参考了国外的案例。有人用咖啡渣做布料，有人从咖啡渣中提炼燃料，但这些对技术的要求实在太高，并不适合欣耕的服务对象。”直到朱柄肇和他的团队偶然得知，咖啡渣具有非常丰富的养分，被一些专家称为“天然有机肥料”，他们觉得这个方向应该对头了。

　　“市郊和农村的独居老人、残疾人，他们往往一个人住在一幢宅子里。有了这种菌棒，再加上我们派专人前去进行技术指导，他们就可以利用家里的空间，大批量种植猴头菇、姬松茸这样高价值的菌菇品种。大片闲置的屋子和土地，也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朱柄肇和他的团队找寻咖啡渣提供者的过程也颇为有趣。朱柄肇最先联系的是星巴克，对方出于谨慎而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被竞争对手香啡缤捷足先登。而如今，毕马威、SAP等跨国企业，也如欣耕所愿，加入到了咖啡渣提供者的行列之中。

　　“产出两茬菌菇之后，MuMu CoCo的原料还可以作为肥料，培育花卉和瓜果苗。欣耕也已经委托农场在培育相关的花卉和瓜果苗，作为配套。”现在，人们可以用每根48元的零售价格网购MuMu CoCo。根据项目负责人唐文君的统计，MuMu CoCo每天的零售发货量在7到8根左右。

　　艾滋病村的手工作坊

　　“扶贫的目的，并不是为贫困者带来金钱，而在于为贫困中的人们创造平等的机会，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尊重，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朱柄肇之所以会去创办一家专注于扶贫的企业，因为他被一位朋友关于河南艾滋病村的照片震惊了。

　　很多村民因为艾滋病撒手人寰，人们对生活完全抱着负面心态。这些事情，深深刺痛了朱柄肇的心。多年经商的朱柄肇，希望给这些不幸的人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村里建立手工作坊，培训当地妇女，让她们掌握手工艺技能，制作手工袋等工艺产品。“这样，随时可能爆炸的爆竹制作坊，变成了安全、干净的家庭手工作坊，长期生活在父母负面的情绪中孩子，也能在安全、温馨的环境下成长。”于是，朱柄肇的第一个“造血式”扶贫项目就在当地悄然展开了。

　　朱柄肇先找了两户人家做试点。他们采购了布料、缝纫机、绣花针，又请设计师做了设计图稿，由老师亲自跑到这两户人家家里做示范，手把手教学。“在家踩着缝纫机，就能拿到工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当地村民蜂拥到这两户人家观望。当他们发现掌握技艺并不困难，而拿工资也很靠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入。“从两户一下子发展到150户，这是产品的销售极限。后来，其他村的人也要求加入，但是考虑到产品销售，我们就没答应。”

　　项目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他们分发给村民的原材料常常不翼而飞。“不仅是缝纫机、布料，甚至连一根绣花针都没有剩下。”要问这些东西去了哪里？看看村民家里的枕套、孩子的尿布，就能找到答案。另一方面，一些村民不按要求，自说自话地制作工艺品，完全达不到销售标准。“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因为他们缺这个，我们默默地重新买了原材料，再送到村民家。第二次、第三次，总有他们觉得不再缺、不再随意挪用的时候。”结果，朱柄肇核算下来，光是多次采购原材料就花去了60多万元。

　　对于第二种情况，朱柄肇则花了一些心思。他在150多户人家中挑选了两户有声望的村干部。“我把他们请到上海，住在我自己的家里，每天带着他们去逛上海各种地方，尤其是礼物商店。”终于，这两名村干部明白了，商品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产品不按要求来做，肯定是卖不出去的。一回村里，他们就向所有工坊人传达了这个重要信息。从此，朱柄肇的项目进展变得顺利起来。

　　“一些病毒感染者去世了，另一些家庭则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外出寻找新的劳动机会了。”如今，在艾滋村里，参与欣耕项目的人家只有十多户，但在朱柄肇看来，这是一件好事。“人们能够重拾劳动的快乐，看到生活的希望，我们‘造血’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