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熊培云回到故乡小堡村，在历时4年多的调查和写作中，完成了非典型的社会学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苏娅

　　[ 我从不掩饰我对托克维尔的喜爱，《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没有一张表格，也没有堆砌数据，但丝毫不影响他思考与写作的深度。因为他在旅行与观察中抽丝剥茧，已经消化了这一切 ]

　　在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的“乡村叙事”正经历着写作角度与方法的转型。一些致力于记述农村社会现实的写作者，开始自觉寻找映射在“现代化”和“乡土经验”双重背景之上的经验，并将之诉诸笔端，以此寻找中国农村社会的演进逻辑。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以故乡小堡村的一棵古树被卖为叙事起点，围绕“古树”讲述的乡土意象悠长、动人。但作者的笔锋在此调转，指向村民的处境与心理：尽管大家对古树很有感情，但因为缺少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又没有有效的组织，加上人情牵绊，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消散了。

　　受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的观念启发，2008年，这位青年学者回到故乡小堡村，在历时4年多的调查和写作中，完成其以小堡村为叙述对象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希望尝试一种‘打通’的写作”——熊培云在序言中谈到。此即在对小堡村的现实叙事里，实现“时间”、“地理”和“方法”三者相对贯通。“我是70年代生人，希望以我的个人记忆为观察原点，对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的发展，包括梁漱溟这一辈人如何从事乡村建设等问题进行时间性的梳理。另一方面是地理上的打通，我从乡村到城市上大学，再到国外，这些经验会很自然地反映到我的写作中。第三是写作方法上的打通，除了参与式调查之外，要把我的个人记忆写出来。”如此，通过记述小堡村的现实，辅以与中国农村近60年政策历史相关的研究资料，熊培云试图写下与小堡村有关的时代背景与前景，并发现特定的社会情境与自我生命的关联。

　　“遗憾我们的城市抛弃了乡村”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你曾说“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需要满足哪些方面的诉求？《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写作中，较为新鲜的体验是什么？

　　熊培云：说到底写书是一件很私人、很个性化的事情。我所谓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同样是从个体出发的一种尝试。

　　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很多都有文学梦。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写过诗歌和小说，上大学后我还试图写《唐璜》一样的作品，不过我很快发现诗歌的局限，它撑不起我逻辑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同时也少了些思维的乐趣，小说更是浅尝辄止。阴差阳错的是，我这些年写了很多评论，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让我终生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不是评论。大学毕业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够以评论济世，而时至今日，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心灵生活被拒斥，没有古典的温情与高贵，没有敬畏与尊重。

　　报章上支离破碎的评论支撑不起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一部完整的《小王子》或许可以。好多人都有小说梦，有的是想做上帝，有的只是想安顿自己。我属于后者，有时候真觉得自己需要回到内心，我疲倦于这个世界纠缠不清，想回到文学，想另起炉灶。

　　日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一个从写法到情绪都较为复杂或者说“跳跃”的文本，比如，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和感性的个人经历自由穿插。在你看来，个人的生命经验对理性认识的意义何在？

　　熊培云：关于这种写法，我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认同。不认同的人认为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我知道自己这些年做了哪些努力，由此也知道有些评论有盲人摸象之感，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但我希望表现事物内在的结构，同时不掩饰我的情感或者心灵，是为写这本书的初衷。

　　写作不只是想象。个人的生命经验承载我的思考，我无法脱离它。在有关中国的写作中，来自底层的生活经验对我而言无比珍贵。当然，我并不只是活在经验世界里，我希望自己在经验之上不失逻辑与格局。

　　日报：你在法国学习到哪些对你有启示意义的研究方法？在学习过这些研究方法后回望，之前同类型写作是否存在缺憾？

　　熊培云：曾有刚接触社会学训练的学生撰文批评我的研究“无方法”，即少了他所谓的社会学方法。许多人迷信一些标准答案式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你知道“邯郸学步”的故事，现在很多人写不好文章也缘于此。我看到有的学生在做论文时会整出一大堆图表，却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论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微软(微博)的几个软件，便丢掉了自己的语言。

　　具体什么方法，我需要的是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它无所谓门派，我不需要一堆标准答案来指导我的写作。说到法国思想与方法，我从不掩饰我对托克维尔的喜爱。托克维尔当年写《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没有一张表格，甚至也没有堆砌太多的数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思考与写作的深度。因为他在旅行与观察中抽丝剥茧，已经消化了这一切。

　　平凡造就了小堡村的典型意义

　　日报：作为观察对象的小堡村，对记述和阐释农村社会现实有哪些有效性和独特性？

　　熊培云：若干年前，我还为小堡村的籍籍无名、乏善可陈而苦恼。没有久远的留得下来的历史，没有英雄传说，没有可以储藏诸多恩怨的数量可观的村民，我将如何完成这本书？不过很快我意识到，这种逆境对于我的写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条件——正是因为它平凡得如一粒尘土，在中国乡村才具有更典型的意义。我曾经开车寻访过华西村、小岗村、南街村以及离小堡村不远的千年古村落。这些政治样板村或者明星村和我们理解、需要解剖的农村已经没有多大关联了。

　　日报：我们谈论农村社会的变迁时，存在着一种意识，即认为一谈过往乡村生活的安宁，就是一味地怀旧，有“浪漫化”的意味。农村无法外在于整个社会的潮流，今天我们谈论理想的农村社会建设，应当正视哪几个基本问题？

　　熊培云：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字不是浪漫的。“浪漫化”本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没有必要去刻意否定它。怀旧并非凌空蹈虚，怀旧有怀旧的真实。在农村，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夕阳，我爱那样的生活，而在城里，却是难得一见。我时常写到农村的美好，甚至为此批评城市，有关城市的冷漠疏离并非我凭空捏造。

　　事实上我也并不否定城市文明，它和互联网一样是人类合作智慧的结晶。我遗憾我们的城市抛弃了乡村，失去了时间感。我喜欢巴黎，因为巴黎有乡村的气息，有跨越千年的时间感。巴黎的老房子随处可见，它们不会被随意拆迁，就像故乡的群山一样屹立在那里。我不喜欢我们正在建设的城市和我们的生命一样转瞬即逝，被愚公移山。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悲伤和绝望的了。

　　日报：在消费主义的情境中，中国农村社会比较容易出现的危机是什么？这些危机，在你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中有哪些反映？

　　熊培云：我并不热衷消费，但对于今日农村的消费主义，我常常觉得无话可说。你不能在城里开着汽车却要批评乡下跑了太多的摩托，不能在城里开生日PARTY却要责备农民竟然吃起了生日蛋糕。

　　和成功学一样，消费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病，它是伴随着个人主义、后现代精神、城市化、大众传媒等生长起来的一种文化，你可以说它是人们在看透生活后依旧热爱生活的信念，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踌躇满志的空虚。相较而言，我在小堡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挣扎与热爱，而非空虚。我看到的乡民，都只是在为体面一点的生活而努力。在那里，许多人穷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告别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