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琼 吴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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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06

　　邬琼 吴娓婷

　　岸边几株老榕树，让依西淀涌而建的西淀坊到了今天还能够嗅到古老的岭南水乡的味道。

　　整个增城市新塘镇西洲村就夹在西淀涌和另外一条河涌之间的方圆六平方公里范围内，西洲村分为三坊，西淀坊因坐落在西淀涌畔而得名。并不长的西淀涌经西淀坊注入东江，西洲村拥有1公里长的东江岸线。

　　自宋以来，西洲村在河网纵横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曾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在珠江三角洲，增城以盛产荔枝和稻米而闻名，而西洲村则依托珠江水网的优势，曾经遍地是水田和鱼塘，在本世纪之前的千年之间，西洲村和西淀坊的村民们过着富饶的“鱼米生活”。但时至今日，鱼米之乡的农耕景象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让西淀坊村民们颇感纠结的各色工厂。

　　“西洲已经不是鱼米之乡了，你看，涌对岸就是烟囱和工厂。”西淀坊村民权叔说。

　　权叔的房子坐落在西淀涌畔，如果不是西淀涌对岸工厂的嘈杂，三层的小院会显得幽静。西淀坊如今被挤压在镇级公路和西淀涌之间的狭长范围之内，除此之外，西淀坊的所有土地都被工厂和现代化的商品房社区所覆盖，其中包括增城市重点引进的两个工业区。

　　对于权叔这样颇有年纪的中年人而言，曾经的农渔之乐，是最美好的回忆，眼前的工业区和新建的商品房小区不再属于他们，只给他们带来每年不超过500元的分红，与之相反，权叔的家中不再有农具，他脱离了世代耕种的土地，开始了在镇上打小工养家糊口的生活。

　　消失的村庄

　　事实上，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权叔的家中依然有农具和渔具，那个时候，权叔承包了两亩鱼塘，供应广州市的饭店及大排档，收益不错。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珠三角城乡一体化最初并未影响到西洲。

　　“最初西洲说要做乡镇企业，但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没有做起来，然后村委就和一家外地的企业签署了卖地协议，说是建工业区和开发房地产。”权叔说。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增城与大多数珠三角的城乡一样，大量港商和内地国有企业在农村圈地，用以兴办开发区和工业区，但往往是开发区的名字立起来了，却没有实际的工业引进和后继开发。90年代初到中期，房地产泡沫破裂，西洲已被圈好的地复耕了。“他们把地卖出去之后就一直荒着，后来有些村民就干脆向村委承包土地办砖厂，还有一些农民要求复耕，又开始种田，承包鱼塘了。1998年广东省和广州市正式下文允许村民复耕。土地重归西洲。”权叔说，“在2003年之前，西洲农业生产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村民们还是靠农业生产生活。”

　　西洲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始于2003年。

　　2003年权叔突然间发现新洲工业园和西洲环保工业园开始新建，由此西洲大量耕地开始被填埋、施工、建设，断断续续持续三年之后，新洲工业园和西洲环保工业园开始招商，数百家工厂进入西洲。“两个工业园一建之后，村民便没地可耕了，原来还有300亩地，但后来村委成立了西淀开发中心，将土地征用，原本想再做厂房的，但现在没有建起来，土地就荒置在那里了。”权叔说。

　　如今要进入西淀坊必须经过一片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将西淀坊挤压成为高密度的城中村。按权叔的说法，2006年之后，已经很难找到西洲原来的样子了，城中村的模式对于权叔而言是珠三角农村发展的无奈选择。权叔带记者在西淀看的时候依然会点一点原来这些工业园里有谁家的农地、谁家的砖场、谁家的鱼塘和菜地，谁家养的鱼好，谁家种的菜好。

　　如今从表象看来已经很难想象西洲仍然是一个“村”。即便是西淀坊呈现的规模亦远远大于内地一般乡村，在土地建成工厂之后，围绕工厂周边的打工者，村民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在工厂周围建一些房子，用作铺面，或租给外地人，或自己经营。“那些铺面主要是做工业区里面打工的人的生意，一楼做铺面，二楼可以用来出租。没有地之后，那些早先能够拿到宅基地指标的村民都开始建房子了。”权叔说，“像我们这样没能拿到宅基地指标的，只能打散工，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

　　这使得建筑规划层面的西洲村的面积迅速扩大，商业繁荣的景象俨然已经超过内地普通的乡镇。这些店铺沿着且通过镇级公路和国道与新塘镇相连，新塘镇则更为繁华，即便相较于内地普通的县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之同时，西洲“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据新塘镇的统计，原本只有5000多人的西洲村进驻工业园之后，外来人口迅速膨胀至15000人。

　　被进城

　　丢弃农具之后，权叔以及西洲村民不再以农业谋生，除去保留的原有村籍之外，他们与那些外来的打工者似乎并无多大不同。

　　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于，尽管西洲村引进的几个工业园的产值颇为可观，2009年两个工业园产值均过亿，但西洲村集体经济产值不过1000万元。在工业化背景之下，权叔陈西洲村的村民获利不多。

　　按新塘镇官方公布的资料，2009年西洲村村民的收入近万元，月均收入在千元水平上下，但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务输出以及创业，而并非传统的农业。

　　这意味着，在外来工业进驻，并将鱼米之乡变成工业重镇之后，西洲老百姓从传统农业从业者转化为产业工人。

　　权叔的妻子就在镇上打工，每月大约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权叔则除去打散工之外，也时常做些小生意，他们夫妻的工作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剩余的一部分收入则来自村委卖地后，西淀合作社将所都卖地收入存入银行，该部分存款的利息作为分红分发至每一位村民的手中。“按现在的流行说法是我们‘被进城’了，却没有城里人的身份。”权叔说。原本世代繁衍的土地在一时间甚至让权叔难以找到“根”的感觉。

　　经济收入来源方式的改变使得权叔他们这些原籍村民如今亦很难称之为农民，但在权叔的表述当中，他们同样文化水平不高，除去农业生产之外，并无太多熟练的技能，所不同的是他们在西洲有自己的家。

　　但本地背景往往在家门口的竞争中成为劣势，更多的工厂愿意用那些来自外地，且听话的外来务工人员，而非本地农业人口。在工业园区的厂家看来，本地的年轻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且地方优越感极强，不如外地人踏实、上进。而像权叔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是不被强度大的厂家所接受的，除非有内部关系安排清闲的管理职务。

　　权叔则认为，本地年轻人天生认为是这些厂家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占用了他们的资源，所以与厂家之间有矛盾，同时权叔认为年轻人浮躁，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学技术、干工作。更多的西洲年轻人选择离开西洲，到广州市区寻找一份职业，岗位多为广州亲朋之间的介绍，且多从事服务业，抑或利用本地人脉做一些小生意。“不仅仅是农业产业的消失，对我们而言是整个西洲经济的崩溃，是两代人对新的局面的不适应。”权叔说。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