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陶冶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陶冶

　　嘉 宾：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李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

　　2012年刚一开年，国际评级机构就向欧洲展开猛烈攻势。先是标普于1月13日下调了9个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包括摘去法国和奥地利的3A帽子，继而又于1月16日宣布将欧债危机解决利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信用评级从此前最高的3A调降至AA+；最近一次是惠誉于1月27日宣布下调5个欧元区国家评级。选择在人们对欧洲领导人解决欧债危机希望重燃的时刻出手，国际评级机构遭到了来自欧洲当局、经济学家乃至媒体评论员的一致炮轰，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一次连市场反应都相当麻木。从次贷危机前的锦上添花、无视风险到欧债危机中的过激反应、落井下石，评级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评级机构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化解之路何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近期国际评级机构接连出手调降欧元区国家评级的原因及其对欧债危机进展的影响？

　　李向阳：国际评级机构最近的降级举动，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欧元区各国财政紧缩可能会加剧经济增速放缓，令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通常认为，解决债务问题只有两个出路，即增税和减支，事实上这也正是原来评级机构所倡导的。此前评级机构调降欧元区国家评级或作出负面展望的理由往往是政府紧缩力度不够，但现在这些机构又将降级的理由修正为紧缩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尽管在不同时期，这些理由有其存在的不同背景，但总体来说，评级机构的前后矛盾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至于影响，对于评级机构近期的几次大举动，市场反应相对平淡，因此我认为其对危机的影响已不似当初。现在市场对欧债问题真正关心的已不是评级结果，而是欧洲治理机制能否发生根本变化，即能否改变其缺乏统一财政体制的现状、改变其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及高福利社会的弊病。目前来看，在治理机制上，从去年底的欧盟峰会开始，欧洲当局已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覆盖除英国外所有欧盟国家的财政契约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变成法律，EFSF也正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市场关注焦点的变化以及评级机构信誉的下降，使得降级对市场乃至危机进程的影响大为减小。我认为，今后欧债危机走向的决定因素中长期在于治理机制，短期在于EFSF资金来源以及希腊与私人债权人的谈判上。

　　陈凤英：客观地讲，评级机构下调这些国家评级有其自己的理由。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欧债危机恶化，而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始终不能令这些机构感到满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评级机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欧债危机与次贷危机不同，后者更多是私人银行和公司出问题，而前者是国家出问题，是国家的信用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问题很严重，只要人们对国家解决问题的领导力有信心，问题就可逐步解决。否则即使问题不那么严重，但人们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放大破坏力。毕竟现在出问题的不再仅仅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而是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将极有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使是德国也难以自保。

　　近期市场反应表明，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小，这与欧洲当局通过描绘未来治理机制改革蓝图进而转变市场焦点有关。但不得不承认，降级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仍然很大。除众所周知的融资成本上升外，政府信誉下降乃至由此带来的士气低迷和心态变化可能更有杀伤力，恢复起来也需要更长时间，从而令事件的短期影响长期化。总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心态变化会导致投资避险情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在西方国家去金融化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紧缺，从而对资本市场产生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影响。

　　主持人：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评级机构的表现似乎始终与市场期望差之甚远。您如何看待评级机构在两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陈凤英：在次贷危机前后，评级机构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角色，对风险评估过于乐观，反应迟钝，完全没有发挥任何预警作用，并因此在2008年9月遭到全球围攻。此后，评级机构沉寂和低迷了相当长时间，直至2010年下半年才有所缓和，并在去年因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而再次回到人们关注的视线之中。及至欧债危机，应该说评级机构确实起到了预警作用，至少比欧洲当局提前半年预见到了希腊危机的破坏性及可能蔓延至欧元区更大范围。不过，在欧债危机演进过程中，评级机构又因过于悲观和行动过激而对事件本身起到了负面作用，通过降级行动推高融资成本，使得这一场信心危机愈演愈烈。

　　李向阳：评级机构从根本上讲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其基本功能在于缓解乃至减少存在于发债方和买债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按照市场期望，评级机构应该做到公正、客观、透明地评估风险大小。遗憾的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两次危机中表现都有大的偏差，基本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次贷危机中迅速成为垃圾债的一些品种在危机爆发前都是被评级机构评为3A评级的无风险品种，因此危机爆发后这种与评级结果大相径庭的偏差令三大评级机构成为众矢之的。到了欧债危机时，又存在高估风险的倾向。只要有风险，就迅速降级，特别是在南欧国家解决债务的过程中，一到关键关口就下调评级，客观上扮演了一种落井下石的角色。所以两次危机中从原来的漠视风险到后来的高估风险，评级机构火候都没掌握好。这对其权威性和信誉带来极大打击。总体说来，评级机构正常运行的机制是建立在其信誉的建立和维护上的，而这种信誉存在的基础正是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估风险。一旦失去这种信誉，评级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严重质疑。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国际评级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什么？

　　陈凤英：评级机构面向被评级者收费的模式一向备受诟病。这就像是裁判员向运动员收钱，如何能保证裁判结果的客观公正。对于存在极大主观因素的评级来说就更是如此，评级机构有通过多收钱来赠送发债方较之实际水平更高评级的动机，发债方则有通过向评级机构多付钱来美化其债券质量进而吸引投资者的愿望。在缺乏有效市场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发债方与评级机构两相勾结，最终被蒙骗的显然是投资者。另外，以政治眼光看问题是评级机构的另外一个缺陷。在我看来，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对美欧下手已有相当力道，但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其降级大棒一定会落得更快更狠。

　　李向阳：除收费模式外，垄断和顺周期性也是当前国际评级机构及体制存在的重要缺陷。目前在国际上说话有分量的评级机构基本上就是标普、惠誉、穆迪这三家，正是这种高度垄断的存在，为评级机构和发债方两相勾结提供了温床。缺少竞争令这些评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担心会因为虚假信息而受到市场惩罚，因此其维持信誉的动力不足，这是评级机构屡出问题的重要根源。垄断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三大机构均来自发达经济体，其制定市场风险评估标准时，势必按照发达市场的机制来评估，对新兴经济体市场运行的特点了解不够深入，难免在评级中会出现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偏差。至于顺周期评价，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危机前，所有人都看好金融创新工具，评级机构也认为这些工具没有问题，因此风险评估非常低。危机过后，隐藏的风险被释放出来，人们看到了这些工具的弊端，评级机构又迅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夸大风险，从而陷市场于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当中。

　　主持人：您认为克服评级机构上述缺陷的主要出路在哪里？

　　李向阳：除顺周期评价理念难以改变外，我认为纠正另外几个缺陷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入竞争。首先，要让一个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维持信誉的动力，就必须有竞争。一旦某家评级机构被发债方收买，发布不实信息，就必须受到市场惩罚。惩罚方式就是没有人相信其评估，自然也就无人委托其评估。但要让这种惩罚生效的前提是有充分竞争，让投资者有选择不同评级机构信息的空间。其次，引入竞争意味着百家争鸣，不能全世界只听发达经济体甚至只听一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说话，新兴经济体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评估机构。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公评级，但是要让我们自己的评级公司与标普、惠誉、穆迪平起平坐还需要时间，因为对于评级机构而言信誉的建立是个缓慢的过程。要加速这个过程，一要尽可能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做到客观、公正；二要提高评级机构自身对风险的评估能力，使其评级结果准确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