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浙江）

　　“在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16天，公众终于等来了何辛幸市长的正式道歉。”这是2月2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新闻报道中的原话。其意是何市长的道歉来得迟了点，老百姓早就等不及了。

　　因为管理不善、监管不严，河池市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镉污染事件，给沿河两岸300公里范围内的环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市长难辞其咎，理应第一时间向公众致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解，在这官员道歉渐趋常态化的当下，为何河池市长迟迟不肯道歉。

　　其实，“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这样形容“道歉”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官员不习惯道歉的国度，官员一声道歉实乃化解责任、平息民怨的最有效的公关方式之一。但检视我们官员十来年的道歉史发现，大凡辖区内出现一些鸡毛蒜皮的过失，官员总能不失时机马上道歉，但凡出现重大的公共事件时，官员总不肯在第一时间出面道歉，即使道歉，也要在措辞、时机、场合及姿态上考虑拿捏再三，唯恐有失。此种情形说明了什么？

　　一是官员道歉并没形成制度化。官员愿不愿道歉，在我们这里还是基于道德自觉，愿意则道歉，不愿则拒绝道歉，不管道歉与否，均不影响问责结果。即便道歉，也是迫于舆论压力所为，而非遵循某项制度规章不得不为。因此说，官员道歉只关乎私德，仍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阶段。

　　二是道歉主体不明晰。辖区内出现重大公共事件，到底该由谁出面道歉，这点并不明晰。是由分管的副职，抑或是部门领导，还是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甚至是一地的党委一把手出面道歉，并没相关规定可循。如三亚出现了宰客事件，是由三亚市委书记出面道歉；河池出现镉污染事件，是由市长出面致歉。这是由于我国的部门职能交叉，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的正副职之间职权和职责划分模糊所导致。

　　三是官员怕道歉后承担不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要让公众接受道歉，官员必须做出解决问题的承诺。如何市长在道歉后就承诺，在排除污染源的同时，市里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清理整顿，防范和坚决遏制环境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一诺重千金，如果承诺落空，不要说市长的威信，就是政府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制定完善对失职官员的问责机制固然重要，制定明确道歉的主体、道歉的条件、道歉的时限及道歉后的问责措施同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