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奕华

　　

中国艺术中的“龙”纹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它已成为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的符号，承载着世世代代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吉祥、神化的艺术形象化为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说文》释龙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

　　帛画中的“龙”

　　唐代张彦远曾感叹：“画之踪迹，不可具见。”（《历代名画记》）至20世纪40年代，楚墓帛画才被发现，它不仅填补了中国早期绘画的空白，更为楚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帛画起源于战国中期的楚国，于东汉式微。

　　1942年在长沙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件绘有龙凤的帛画，称为《人物龙凤图》。左边的龙昂首、蛇身、兽足、尖爪，身躯弯曲，呈扭动升腾之状，以墨线勾勒，虽潦草几笔，但描绘出基本形象，寓引魂升天之意。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另一件帛画为《人物御龙图》，被系于一根竹条上。图上绘有一位佩剑的士大夫，束发高冠、腰佩短剑、衣垂地面，其足下巨龙首尾上翘，身躯呈舟形，身下绘有云朵和鱼，男子双手紧握系于龙首的长辔，呈御龙于湖海水面的空中飞翔之状，寓意与《人物龙凤图》相同。这两幅战国帛画都为引魂升天的寓意，从龙体的描绘上，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飞龙的刻画，后者更为精致，线条流畅舒展，用笔劲挺有力，呈现战国绘画的风格和趣味。

　　1971年在湖南长沙考古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不仅保存完好，墓中的精美文物更是令人惊叹，随后在邻近的两座汉墓发掘中，珍贵的帛画、漆器、丝织品等华丽现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轪侯之妻墓（即长沙马王堆1号墓）所出土的《升仙图》保存良好，所绘“烛龙”形象生动。

　　此帛画为“T”形，长有2米，为丧仪时擎在棺前引路所用，入葬时平铺于内棺盖板上。帛画所绘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上部为天上景象。绘有人首蛇身的烛龙，它左右两边分别是蟾蜍、玉兔、月亮和绘有乌鸦的太阳。月亮下方有一飞升的女子形象，有人认为是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有人认为是升天之像。太阳下方有传说中的扶桑木，树间露出8个小太阳。烛龙的下方便是进入天国之门，阙门顶上有翔龙神兽，两边为司阍守护，营造出浓郁的神话色彩。帛画的中部表现为人间景象。交错的双龙分立两侧，一位贵妇人身材肥硕、衣着华丽、神态端庄，于华盖下拄杖而行，应为死者的画像，身后有3名侍女随行，其中两名为跪迎进献状。她的下方呈现为设案的厅堂，正是供妇人所享，旁有致祭的人。帛画的最下方部分描绘地下场景。有一神人双手托着大地，腿下横跨一蛇，双足踩于两条交错的大鱼上。

　　整幅帛画表现了从上天、人间和地下的景象，形象生动，富有魔幻般的色彩，线条流畅有劲，敷色丰富明亮，已达到工笔重彩的技巧。龙纹在汉代得到成熟发展，主要分为蛇形龙和兽形龙两类，而此《升仙图》即为蛇形龙的代表，寓意为升天永生。形态为翘嘴、长角、露牙、圆目、兽足、蛇躯、鹤颈等，已充分展示出龙的基本形象，发展至明清的龙形与此基本相似。

　　无独有偶，马王堆一号墓的棺盖上，朱地彩绘“双龙双虎相斗图”和漆画“云龙纹”，分别表现为阴阳交合龙虎斗和图案龙纹的寓意，生动展现汉代龙纹的多样性。楚国的帛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独幅绘画，早期绘画就有龙形的出现，说明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内容和样式。

　　“九似龙”画论与唐宋绘画中的“龙”

　　有关“龙”的画论，最早为东汉王符提出的“九似龙”，是王符对龙形象的总结和研究，对当时和后世龙形象的刻画和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九似龙”画论的内容是：“其形有九，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麟似鲤，瓜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十八鳞，具九九阳类。其声和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头上有博山。”

　　传为唐代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中有局部“乘龙图”气势骇人，虽然，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认为它是“吴道子传派的一张画卷，也可能来自唐人壁画粉本的传摹本”，但“出自吴派高手”，从中可窥见唐代绘龙的样式与风格。“乘龙图”中的龙身壮如虎，猛健又怪异。有史书记载吴氏为画龙的高手，所绘之龙生动逼真。而同时代敦煌壁画中的《乘龙飞天图》，龙形夸张飘逸，与背景的行云流水相映成趣，展现为灵动的形象。

　　宋代的龙纹创作发展迅速，在各艺术门类中都有不俗表现。宋代画龙名家有董羽、僧传古、陈容等。陈容的《云龙图》巨龙昂首曲颈，张牙舞爪翱翔于云雾中，无论从形象刻画上还是程式化表现，都为龙纹定型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