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新年伊始，有一些话题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更迭而失效，比如广东针对“裸官”刚出台的治理办法，其实就是一个老问题的新标本。据悉，日前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的一条规定相当引人注目：“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这个《决定》中提到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既是社会各方已有共识的“裸官”的再定义。尽管已全票通过的《决定》尚未正式定稿，但是媒体报道的则一致认为：广东省此次通过的《决定》是目前国内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问题出台的诸多文件中最为严厉的。

　　目前对于“裸官”的定义似乎没有歧义了，那些把妻子和儿女迁居国外，票子也到了国外，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当人民公务员的官员，在制造了民愤、引发了民意对立的同时，也为各级领导组织所警惕。许多事例证明了“裸体做官”现象的严重性，虽然没有权威机构的数字公布，但是2010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指出：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国共出现118万名“裸官”。假如这个预估的数字是接近真实的存在，那么每个省的“裸官”数字都将具有震撼效应。公务员队伍内出现的大量“裸官”，至少说明一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理念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脚底抹油走人；况且，“裸官”群体更预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性：官员的家属、子女出国后的消费需求，没有后顾之忧的权力寻租，无疑使官员腐败起来更加肆无忌惮。

　　针对“裸官”泛滥的问题，2009年9月的十七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就要求，“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之后，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我们注意到，早在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就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提出“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

　　广东省委此次这项拟颁布实施的《决定》显然认同了深圳的做法，目的是要砍断“裸官”升迁的后路。现实中，党政一把手或重要敏感岗位的官员具有真正的实权，更缺少监督，广东此举的意义值得肯定。如果一个官员坚持要裸体做官，那就不能担任“领导职务”，这是“裸官”必须付出的成本。

　　对“裸官”彻底说不看似容易，其实上述具有针对性的办法实施起来，不仅操作上有难度，实际效果也难以验证。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曾经表示，2011年中国将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只不过，这个“登记管理”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公众至今无从知道谁到底是“裸官”，全国有多少“裸官”。这就说明，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员个人主动报告来辨识“裸官”是靠不住的，因而就有故意瞒报、“裸官”得以出逃事例的不时发生。

　　并不是没有官员申报制度，但是依然不能阻断“裸官”的后路；即便不是“正职”，配偶、子女也没有“均已移居国外”，“半裸”的官员照样可以自在。因而，公职人员包括财产、亲属情况等在内的“个人事务”，绝对不能止步于“申报”环节。

　　“裸官”只是官员腐败中的一类，在制度层面逼迫“裸官”出局只是一个计谋，根本上还是要实现所有官员财产申报后的“社会公开”，而不是“组织掌握”的事实上不公开。原因很简单，官员财产申报的结果不向公众公布，所谓监督就名存实亡。官员财产不彻底公开，贪官腐败、“裸官”出逃的后门就会始终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