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

　　编者按/ 广东，曾经的改革开放高地和“试验田”，在政策的照拂下，广东的腾飞与辉煌举世瞩目，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是接轨1997年香港回归的对接窗口，但广东在上海、天津的陆续崛起中，已不再鹤立鸡群，新时期的广东“先行先试”特征也已无影无踪。聚焦民生，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正是当前最急迫的呼声，“共富、幸福”被越来越多的执政者当做发展理念。“幸福广东”正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执政理念，怎样发展？为谁发展？广东能否为全国破解战略性难题，本期我们详解“广东试验”，力求发现广东的新逻辑。

　　汪洋开方：一服中药治广东

　　“江苏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近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说的这番话备受外界热议。

　　广东的GDP在2011年尽管首次跃上5万亿元，但GDP排名第二的江苏，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几年超过广东，这给广东全国老大地位造成了压力。即便是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对外向度很高的广东不利影响增加；在内部环境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刚性上涨，会给广东带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压力。但在这些压力面前，汪洋继续淡化GDP。可见汪洋主政广东的思路依然放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任务上。

　　打破GDP崇拜

　　严格地说，作为占全国GDP比重在10%以上的省份，广东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也成为科学发展在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

　　2007年年底汪洋履新广东，但真正提出自己的执政思路，是在上任半年后的2008年6月28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汪洋提出的一个观点：“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对于汪洋而言，提出这个口号和观点，有着深刻的背景：广东当年几项主要的经济数据都排在全国第一，GDP全国第一，财政收入第一，进出口也第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31个省份中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但是广东也和全国一样，经历着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过度、产业附加值低、经济结构不够优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掌握不多等一系列不够科学发展的现象。比如，当时广东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更远低于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单位GDP能耗比美国、日本、英国分别高2.3倍、6.2倍和3.2倍；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67倍扩大到2006年的3.15倍；从区域看，2006年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GDP只有珠三角的1／4。

　　严格地说，作为占全国GDP比重在10%以上的省份，广东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也成为科学发展在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或者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最有资格和条件进行科学发展“排头兵”的实践。因此，汪洋提出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顺乎情理、符合逻辑。为此，汪洋2008年6月推出的“广东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及考核办法”就是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一个极好注解。这根“指挥棒”打破GDP崇拜，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主线。在考核办法中，经济发展指标首次只占30%的权重，4类42个指标，考的主要是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调整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汪洋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为转型升级撑腰。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当汪洋提出广东要做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并由此提出著名的“腾笼换鸟”战略时，全球迎来了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

　　2009年一季度广东GDP增速只有5.8%，对中国GDP第一大省、出口型经济第一大省、最大的就业市场尤其是最大的农民工就业市场来说，广东保增长、保就业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压力来自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转型升级需要时间，需要各种技术等要素作支撑，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压力之下，尽管汪洋及其团队继续坚持“腾笼换鸟”的路径，但充当救火队员无疑成为当时之急。实际上，广东无奈地放缓了“腾笼换鸟”的步伐。广东利用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机会，同样实施扩大内需项目，同时沿袭以前的投资拉动的老办法，推出了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尤其在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2009年，广东在各地大力布局“大项目”。

　　“慢”“均”“重”“和”

　　汪洋给广东发展开的是一服“中药”，因为中药讲究循序渐进、温火慢调等，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更上一层楼的转型。

　　真正让汪洋亮出主政广东核心思路的是在2011年的1月6日，在广东省的十届八次全会上，适逢汪洋主政广东3年之际，汪洋在总结“腾笼换鸟”各种经验基础上提出“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为了让“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的主政思路得到落实，汪洋既分析了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关系——“没有加快转型升级，蛋糕就做不大、做不好；但如果没有建设幸福广东，你的蛋糕就分不好，或者吃蛋糕的环境就不够好”，也提出了落实这两大目标的六大战略，包括积极实施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人才强省、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共享，同时还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创新思维方式，采用倒逼机制等具体办法。

　　汪洋给广东发展开的是一服“中药”，因为中药讲究循序渐进、温火慢调，讲究治本均衡、强身健体，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更上一层楼的转型。

　　汪洋的中药处方首先表现在让广东的经济增速“慢”下来。广东在“十二五”期间GDP的增长仅明确保持8%的增长速度，尽管高过全国的7%，但低于绝大多数的省市。广东的这种慢，一个方面在于尊重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已经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广东再和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西部各省来比拼速度，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更重要的是，在经历30年高速发展之后的广东，确实需要“中药”的方式来改变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在这两年广东对下属21个市的考核中，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但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好的升级，比如深圳。高科技、物流、金融、文化已经成为深圳的四大主导产业，逐渐告别以前高度依赖加工贸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富士康这个最大的加工贸易型制造型企业的改变就是深圳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富士康在这几年的产业转移中，将众多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重庆、成都、郑州和武汉等中西部地区，在深圳比重已越来越小。

　　中药处方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让广东的发展“均”起来。广东“腾笼换鸟”的战略重点并非一味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或者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而是将粤东以及粤西北地区这两翼作为重点平台。广东这两翼的发展水平与珠三角的差距不小，发展状态与水平和中西部地区相差不大。从广东一盘棋的角度考虑，广东必须要争取自身的区域发展均衡。于是，广东立足于“双转移”、“双提升”、“三促进一保持”这些方式，从2007年至2010年3年间，投入425亿元财政资金在粤东、粤西北地区建起产业转移工业园，形成产业集聚，直接推动了珠三角在3年中有7000亿元投资涌入，推动广东35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产值、税收连年翻番，累计创造产值逾5000亿元，税收逾24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座中等城市。就在“双转移”撬动下，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之间区域差异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从2007年的0.721下降到2010年的0.633。

　　汪洋的中药处方还体现了让广东“重”起来。广东在此前20多年的发展中，以出口贸易为主导，从而让产业结构集中在劳动力密集、轻工业比重过高的局面。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重工业应该占据绝大比例，比如宁波等地重工业比重都在70%上，而在2000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是47.6∶52.4，不过到2010年已经调整为39.9∶60.1，提高了7.7个百分点。这种“重”起来的改变主要出现在2007年后，要知道在2006年广东经济大市佛山的重工业比重才首次超过轻工业，其中大力推进与央企和世界500强企业对接，大力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海洋经济起到了主要作用。在2011年，铁路和谐型大功率机车修造基地、广州南沙重型机械、中航通飞（珠海）基地、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湛江宝钢项目，一汽大众南海项目、散裂中子源等上百个中低的重工业项目正陆续建成投产。这对广东的经济结构“重”起来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汪洋的中药处方最后还表现在让广东“和”起来。广东经济发展先行，但是到了一定的经济阶段以后，老百姓对于幸福、民主这些诉求越来越强烈，如果不针对这些诉求采取对策，必然会带来GDP大起来了，社会环境却不能同步改善的后果，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广东必然需要在这方面为全国探路，这就是广东作为“排头兵”的另一个含义所在。为此，2011年10月11日广东公布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为汪洋提出的打造“幸福广东”校准了目标，因为幸福是一个存在一定感性认识的目标。这个体系包涵了很多方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通过物质建设做大蛋糕；推进公平、公正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民众心理层面由于相互对比而产生的不幸福感；同时要发展文化产业，让幸福有载体，同时也要大力追求生态文明，让生态宜居构筑幸福的环境。

　　在2011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有国家领导人在谈到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时表示：考察干部的才，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这番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对广东中药方式处方的一种背书。

　　“草根”汪洋

　　汪洋，无疑是一位政治明星。2007年，52岁就开始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5年，由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任上调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33岁的汪洋就出任安徽省铜陵市的市长，被称为“娃娃市长”。因为年轻，同时也表现出改革开放的魄力，汪洋后来被调任为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再后来是安徽省常务副省长以及国家计委副主任。

　　汪洋并非出身于名牌大学，而是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本科班，专业是党政管理，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先后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当时汪洋的主管领导是现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他比刘奇葆小两岁。

　　由于相对开明的执政风格和相对年轻的年纪，汪洋被海内外视为未来的政治明星，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2007年12月1日，中共十七大召开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广东进入汪洋主政时期。

　　观点

　　“幸福广东”还需注意两大问题

　　广东采用这种类似中药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是符合目前现状的。同时，应该看到在汪洋主政的四年中，广东的转型升级和打造“幸福广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广东目前加速转型升级、打造幸福广东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在加速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注意生态保护。广东这几年加大了和央企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对接，大力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而且主要布局在广东沿海。这使得广东的海洋经济在2010年达到了8000多亿元，在未来还会更高，将成为广东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这些项目投资都非常巨大，如中石化和科威特将在中国南部建造的一座炼油与石化合资企业，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合资项目，这个项目初步计划的总投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更有海外消息称投资额将在80亿～90亿美元之间。中科炼化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创造80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180亿元的税收。但是从大连石化爆炸和康菲漏油事件中，我们已经感觉到沿海发展重化工业对海洋存在巨大的生态破坏的隐患。广东目前已是中国常住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工业规模庞大的省份，当这些重化工业星罗棋布地布局在广东沿海以后，同样也将给广东沿海的生态带来巨大的隐患。为此，广东在海洋经济重化工业化的同时，务必加强对其技术、管理水平的严格要求，必须强化环境执法、确保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和风险的可控，否则就容易埋下生态方面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在打造幸福广东的同时，要加速体制上改革。通过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打造幸福广东的主要内容。以前，香港和澳门对于广东而言，发挥的是出口型经济、“前店后厂”式的贸易桥梁的作用。未来广东要想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还是要多借鉴香港、澳门的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建设经验，通过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三个正在开发的新区作为主要的新的体制改革的实验点。广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在推动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体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多做一些制度上的创新。比如，创新基层民主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快乡镇乃至更高一级的直选改革。

　　归根结底，目前广东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许多挑战还是与体制有关。广东现在既然提出要当科学发展的排头兵，需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体制和制度层面多做一些创新，既有利于打造幸福广东，也将有利于打造和谐广东，从而继续为中国的平稳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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